人民日報評論版12月6日刊出的《破解“扶老人困局”需要三個支點》，對“談扶色變”現象做了精辟分析，讀者評價甚高。這里不避續貂之嫌，接著議論幾句。

見摔不扶、臨危不救，照見道德的“摔跤”，折射出道德“保障因素”的不給力。尤其是，施救既不是一項強制義務，又無法豁免因救助產生的法律風險，因此避而遠之成為“理性選擇”。要真正療治“扶還是不扶”的道德難題，除了加強社會道德建設，還應彌補法律在設置救助義務、風險分散與救濟上的不足，用法律為道德“撐腰”。

從法理學上講，人的社會性決定了個體必須承擔必要的社會義務，包括對他人的救助義務。在我國，臨危救助大多只是在道德層面上進行鼓勵，缺少法律明文規定。相較而言，國外通行做法是將見危不救入罪。比如俄羅斯，《俄聯邦刑法典》規定，在他人的生命或健康處于危險中且因年幼、衰老、疾病或者孤立無援而不能自救時，行為人故意不予救助，則可施以拘役、勞動改造和罰金。不上升到法律義務層面，約束力肯定會打折扣。

針對救助者在施助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國外也多有責任豁免規定。德國法律規定，若是因為善意救助造成傷害的，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責。這種分散、規避救助者法律風險的做法，為善意行為的抒發提供充實法律支撐，能夠有效彌合“臨危不救助”、“救人反遭索賠”所導致的社會道德與誠信秩序的缺口。在我國，類似的責任豁免規定尚未制定，雖然多數省市已經頒行有關見義勇為的政府規章，但內容多為對其資格的申報確認、表彰獎勵等內容，缺少實質性的法律責任救濟保障規定。

法諺有云，法律不該責備善良諸人的救助行為。像扶摔倒老人這種道德與法律的高度重合的問題，法律應及時跟進，用法律規范重塑社會價值觀，用法治善意的釋放促進社會善念的復歸。就我國而言，當務之急是增設危難或緊急情形下救助義務的法律規定，同時借鑒國外立法設置救助者責任豁免條款，合理分散救助行為帶來的法律風險。

立法之外，司法環節也應努力做到公平公正。在具體個案中，公安機關應盡可能搜集和保全證據，最大限度還原事實真相。在訴訟階段，法院應綜合衡量相關涉案因素，合理設定當事雙方舉證負擔，謹慎適用自由心證做出裁決。個案的司法釋明作用，同樣可以為公眾提供更多心理上的正能量。 (胡小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