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榕務工年青夫婦非婚生子，因“無力撫養”三兒女，在QQ群內變相叫賣剛出生男嬰。經打拐志愿者舉報及全程配合，福州警方于11月16日在現場及時制止了這樁賣子“交易”。該報道引發國內讀者高度關注，但一些網友在批評賣子父母做法欠妥的同時，也對打拐志愿者的行為提出了質疑：“打拐志愿者行為感覺就像釣魚執法”，“這應該算是誘導他人犯罪吧”。

　　對此，福建理爭律師事務所陳捷律師表示，打拐志愿者行為不僅沒有違法，而是值得鼓勵的。陳捷說，“釣魚”一詞其本身只針對行政機關和執法者而言，“釣魚”和“執法”是一個統一稱呼，缺少其中一個要素都不能認定為“釣魚執法”。而對于沒有執法權的普通老百姓，說其“釣魚執法”欠妥。”

　　網友質疑 志愿者誘導生父賣兒？

　　11月中旬，一對年輕的父母以送養為由，開價4萬元叫賣親生兒，并最終在福州街頭真實“交易”。此事背后，民間打拐志愿者“仔仔”花費不少精力進行關注，從網上聯系、商定價格、約定交易，到赴榕接頭、通知警方，再到警方出擊，正因為打拐志愿者對這次事件的全程介入，使得部分網友對其做法提出強烈質疑。

　　為此，網友“流煙”表示，“都在罵孩子的父母，他們的行為固然可恥，可是那個所謂的打拐界的英雄難道就做對了嗎？他不去做思想工作，或者解決問題，而是引誘他們一步一步走向深淵，他就做對了嗎？這樣就是英雄了嗎？”

　　網友“殿明”則直接回復，“這是完完全全的釣魚執法！”

　　對于這樣觀點，有不少網友表示贊同。受這些觀點的影響，也使得部分網友開始對打拐志愿者的行為表示不理解，甚至有人認為正是打拐志愿者一步步設下“陷阱”，一手“導演”了這起生父賣子事件。

　　到底打拐志愿者的行為算不算釣魚執法呢？

　　律師說法A 志愿者行為不算釣魚執法

　　對于網友產生的質疑，記者采訪了福建理爭律師事務所陳捷律師。他表示，“網友的這種說法欠妥。如果公民為了把違法者引誘出來，將其違法行為或罪行暴露在公安機關的掌控之中，這樣的行為本就不應該遭到網民的譴責。”

　　從這起事件來看，首先需要明確賣子父親阿斌（化名）的行為是否涉嫌違法，那么就是要區分“送養”和“買賣”兩個關鍵詞。

　　11月16日，在鼓樓刑偵大隊，阿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送養’孩子之初并沒有明確的想法要收錢把孩子賣掉。提出的4萬元也就是個‘情感補償’，并不是明碼標價。”

　　陳捷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買賣親生子女行為，也應當以“拐賣兒童罪”定性，阿斌雖稱自己的行為是‘送養’，但未采取正常手段且明確要求對方提供4萬元的補償，這可以被認為是變相買賣行為。若非公安機關及早制止，他的行為必定涉嫌‘買賣人口’。”

　　“而事實是，打拐志愿者仔仔通過自己的行為，將阿斌的違法行為暴露在公安機關的視線內，為公安機關執法提供了幫助，他的做法對社會是有利的，值得鼓勵。”陳捷說。

　　同時，針對網友提出的“釣魚執法”一說，陳捷也表示，“‘釣魚’一詞其本身只針對行政機關和執法者而言，因此，‘釣魚’和‘執法’是一個統一稱呼，缺少其中一個要素都不能認定為‘釣魚執法’。而對于沒有執法權的普通老百姓，說其‘釣魚執法’欠妥。”

　　B “特情介入”也不算“釣魚執法”

　　“最初，這種做法只應用于公安機關為嚴厲打擊毒品交易等犯罪活動中，由于這類犯罪活動隱蔽性強，為起到震懾作用，國家公安機關采取了一種‘特情介入’。就是通過臥底等手段與毒販發生交易，掌握證據人贓并獲。”陳捷表示，“普通的理解，這就是‘釣魚執法’。”

　　行政管理機關對于其所管理的事項，通常來說具備一定的國家公務性質，比如說交警管理公共交通，公路局負責道路養護管理等等。“有行駛公權力的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當中，是不允許通過引誘導致行為人違法，并進行相應的行政處罰，這是明令禁止的。”

　　陳捷認為，“行政機關作為社會管理者，如果利用釣魚執法，就是破壞了正常的管理方式，擾亂社會秩序。”

　　“針對打拐志愿者在事件中的行為是否涉及‘釣魚’，國內也有法律界專家進行過明確區分。”陳捷介紹。

　　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釣魚執法”行為，是誘導觸發型“釣魚執法”。即行為人最初并沒有想要違法的念頭或意圖，被執法者一再引誘，誘發行為人進行違法犯罪，這樣的行為屬于非法的。

　　“此類‘釣魚執法’作為一種非法手段，嫌疑人在庭審過程中，完全可以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不過，也并非所有的都是錯誤性行為，有一些從法律上來說也是被允許的。”

　　這就是提供機會型“釣魚執法”。即行為人原本已有違法犯罪意圖，并已完成了違法前的準備階段，一旦發現機會就會進行違法犯罪。

　　陳捷表示，“嚴格意義上來說，這類行為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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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行為算“釣魚執法”

　　其實，在生活中，身邊時常會出現涉嫌“釣魚執法”的情況，看下以下兩個小案例，學會區分“釣魚執法”。

　　案例一：福州一處文物保護景點，游客在景點內題詞現象嚴重。為對這一陋習加以整治，景點管理方派出了專門的巡視員，佩戴袖標現場巡視。巡視過程中，巡視員A為偷懶，目睹游客B刻完“到此一游”后，上前對其進行行政處罰。游客B得到的懲罰是代替巡視員A現場巡視2小時，而如果游客B抓到下一位違章者，便可離去。早在三四年前，在福州的街頭交警們也采用相類似的方法處罰闖紅燈市民。

　　對此，陳捷認為，巡視員和交警的這類做法，其實已有濃重的“釣魚執法”色彩。因為被暫時委托某項執法權的被處罰者，為了盡早脫離處罰，很有可能設下“陷阱”，引誘他人違法。

　　案例二：運管部門整治出租車營運市場。執法員A偽裝成乘客乘坐一輛“黑的”，上車后到將其指引至預定地點，由執法人員對司機進行處罰。執法員B偽裝成乘客乘坐一輛的士，上車后主動告知的哥可以不打車票。隨后，執法員B對司機不打票行為進行處罰。

　　陳捷認為，要分辨上述案例中運管部門是否存在“釣魚執法’，首先要看司機本人是否主觀意識想違法，是否付諸于行動。執法員B主動提醒的哥可以不打車票，是一種暗示和誘導，類似的“微服私訪”就是為了執法而執法，典型的“釣魚執法”。

　　而黑車司機本身正在進行非法營運，執法員A的行為嚴格來說，可以被理解為正在進行非法營運調查。不過，作為執法者又充當人證，手段也不夠高明。一旦黑車司機得知執法者身份后，也會反咬一口污蔑執法者在進行“釣魚執法”。“根據經驗來看，這樣的執法也多以證據不足收場，執法效力大打折扣。執法者A最好的辦法，是尋找乘車市民，與其同行，提取證據，讓非法營運者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