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分化背后的隱情

記者了解到，愿意生育二胎的家庭不少，除了傳統的“養兒防老”“傳宗接代”功利性生育目的，不少居民是出于“希望孩子有個伴”“孩子給生活帶來樂趣”。

北京白領郝小姐說，二胎帶來的職場遺憾和經濟負擔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還是個人的態度，“家庭和職場并不是對立的關系，可以兼得，我享受和孩子一起成長的樂趣。”

從事行政工作的何慧是“最早一批的獨生子女”，因為“想給女兒再生一個做伴”，她和丈夫期待“雙獨”政策放開已有數年之久。何慧說，小時候自己就很羨慕小伙伴家里有哥哥姐姐，希望能為女兒彌補自己童年的遺憾。

而對于不愿生育的家庭，職場競爭激烈“不敢生”、生育觀念業已形成“不愿生”、生活成本的壓力大“生不起”，都是降低生育意愿的原因。

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領女性的普遍心態。一位資深的企業人力資源總監告訴記者，在招聘女性新員工時，公司一般傾向于已經婚育的員工，“尤其是已經二十七八的，一進來馬上就要結婚生育，工作時間和效率都要大打折扣，‘單獨’一放開，下次招聘還得婉轉問問覺得孩子需不需要伴。”

對于成長在“計劃生育”年代的７０后、８０后而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早已讓他們的婚育乃至家庭觀念都發生了改變，伴隨著丁克家庭流行的“不愿生”文化也已被越來越多年輕家庭接受。

影響生育意愿的另一因素則是生育成本。上海白領周小姐女兒不到三歲，雖然符合“單獨”生二胎的條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讓她望而生畏。“花錢從懷孕就開始了，每次產檢若想少排隊，掛個特需號就是３００元一次，產檢加上生產住院的費用，接近２萬元；請月嫂一個月８０００元，節假日還要算雙倍或者三倍工資；奶粉按２５０元／桶計算，一年的奶粉錢就差不多１萬元；孩子沒人帶想送去幼托班，一個月至少２０００元；未來如果想給孩子學個鋼琴什么的，興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