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自身收入差距大

北京晨報：那么我們現在的公務員待遇水準如何呢？

楊陽：我們的社會中，公務員待遇的平均值不能算低，真正的問題在于上層公務員和下層公務員的待遇、福利差距很大，分化很嚴重，上層公務員待遇福利非常豐厚，但下層公務員就很低。實際上很多地方的基層公務員，收入非常微薄，生活壓力也很大。所以，改善的方式首先可以精簡機構，提高效率；其次，縮小上下層公務員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整體提高公務員的待遇，如果整體提高，那么當然會加重社會的負擔。而縮小差距的話，既不會加重社會負擔，又能夠提高基層公務員的待遇，這樣可能反而會更好地改善公務員的待遇問題。

反腐，向別人學什么

北京晨報：對于腐敗現象，國外有沒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借鑒呢？

楊陽：當然，基本上發達國家中沒有類似于“廉潔金”、“養廉銀”這樣的東西，退休以后該拿多少就拿多少。而在廉潔程度比較高的國家，防止腐敗方面，有很多基本的東西是共通的，比如說公務員本身并不掌握多少資源；其次，公務員是在政務官的領導下工作，而政務官是選舉產生，基本上他只會盡可能監督公務員的工作，是否瀆職、貪污等，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對公民有所交代；其三，政府本身掌握的資源就比較少，而且又受到議會的監督和制約，此外，內外部的監督體系也都相對完善，這個條件，使得腐敗被抑制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腐敗的機會相對少，操作上也比較困難，腐敗行為自然也就相對會少一點。

文化也是反腐利器

北京晨報：那么還有什么可以制約腐敗的東西呢？

楊陽：其實文化上的傳統也是原因之一。比如說，在新教國家中，腐敗情況就相對輕一點，比如美國、英國、北歐的一些國家。

因為新教倫理中有比較多的和職業倫理相關的內容。舊教國家中職業倫理的基礎就比較弱，比如意大利、法國、拉美的一些國家等。就中國來說，長期的歷史文化中，都是重人情、重私人關系的，私人圈子其實也是血緣圈子的放大，所以裙帶關系向來是中國傳統中常見的現象。而對于公德的養成，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則相對缺少這樣的基礎。其實不僅中國，東方國家都是如此。

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