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來到延安。他看到一種令他驚異的生活方式：毛澤東住在十分簡陋的窯洞里，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做成的背心……從中國革命家極其簡樸的生活中，斯諾發現了一種偉大的力量——“東方魔力”，并說這種力量是“興國之光”。

“東方魔力”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的希望，是因為黨的領袖對儉樸生活甘之如飴，為的是千百萬人能過上幸福生活。革命時期，“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蘇區干部與群眾一起開荒種地、熬制硝鹽、打井抗旱。這些無不說明，優良作風往往是把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得最高，為群眾實實在在謀利益。相反，不良作風則常常是把一己私利舉過頭頂，事事處處都以謀一己之私為出發點。

群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實質上都有“利益”的幽靈在作祟。比如，無論是不計成本地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還是千方百計地裝腔作勢、有名無實，都是為了個人圖虛名、獲實利；不管是貪圖安逸、飽食終日，還是紙醉金迷、朝歌夜弦，都是為了自己得實惠、圖享樂。“四風”問題的種種具體表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無視群眾利益，而為自己謀利。

事實上，中央劍指不良作風的不少舉措，都是從觸動利益的角度切入的。中央“八項規定”明令禁止公款吃喝，要求厲行節約；發布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內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這樣的嚴規堵住了一些人的“小九九”，打碎了一些人的“小算盤”，倒逼一些干部破除一己私利、維護群眾利益。然而，在教育實踐活動中，一些人還沒打算觸動利益這根“弦”。

在一些人看來，不管是形式主義風，還是官僚主義風，說說可以，但要影響到精心設計的自我形象，甚至影響到烏紗帽那就不行；享樂主義批一批不是不成，奢靡之風檢討一下不是不行，但要觸碰到自己享有的福利、待遇就萬萬不可。如果把精力都陷在埋頭苦干上，泡在打基礎的工作中，秀不了政績，好事可能就輪不上了；如果把時間都用于下鄉，耗在基層，就沒有時間搞聯絡，結私誼，久而久之自己關系網就織不成了。可以說，破除“四風”之難，難就難在其潛在的種種利益輸送，已經固化為某些人的“盤中餐”，觸動這些必然會遭到阻撓和反對。

從這個意義上，解決“四風”問題，觸及思想固然不可或缺，觸動利益同樣至關重要。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要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們治療”。解決“四風”要起到“出一身汗”的效果，就要從既得利益上開刀，對脫離群眾的特權“零容忍”，觸動那些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擯棄那些群眾反映強烈、影響干群關系的官場痼疾。（鄧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