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來到延安。他看到一種令他驚異的生活方式：毛澤東住在十分簡陋的窯洞里，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做成的背心……從中國革命家極其簡樸的生活中，斯諾發現了一種偉大的力量——“東方魔力”，并說這種力量是“興國之光”。

“東方魔力”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的希望，是因為黨的領袖對儉樸生活甘之如飴，為的是千百萬人能過上幸福生活。革命時期，“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蘇區干部與群眾一起開荒種地、熬制硝鹽、打井抗旱。這些無不說明，優良作風往往是把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得最高，為群眾實實在在謀利益。相反，不良作風則常常是把一己私利舉過頭頂，事事處處都以謀一己之私為出發點。

群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實質上都有“利益”的幽靈在作祟。比如，無論是不計成本地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還是千方百計地裝腔作勢、有名無實，都是為了個人圖虛名、獲實利；不管是貪圖安逸、飽食終日，還是紙醉金迷、朝歌夜弦，都是為了自己得實惠、圖享樂。“四風”問題的種種具體表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無視群眾利益，而為自己謀利。

事實上，中央劍指不良作風的不少舉措，都是從觸動利益的角度切入的。中央“八項規定”明令禁止公款吃喝，要求厲行節約；發布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內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這樣的嚴規堵住了一些人的“小九九”，打碎了一些人的“小算盤”，倒逼一些干部破除一己私利、維護群眾利益。然而，在教育實踐活動中，一些人還沒打算觸動利益這根“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