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方的反應，從司法分工、制衡的角度來看，也有著合理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各環節各司其職、各據其理，而不是一團和氣、一唱一和，更能保障司法系統的自我糾錯能力和最終的實質正義。

前天，河南“死刑保證書案”又有新進展——因涉嫌故意殺人被超期羈押12年的河南農民李懷亮，其無罪判決已經生效，檢察機關未提起抗訴，法院也已通知李懷亮可以提起國家賠償。

個體人生的一出悲劇，終于有了一個光明的尾巴。

有程序正義的保障，方能守護實質正義的底線。一個無法被確鑿證據證實有罪的農民，卻因“維穩”的需要，被法院與死者家屬約定“盡量判死亡”，從而出現“屢判屢駁回、屢駁回屢判”的“梅花三弄”劇情，其中無奈引人唏噓。所幸，在“疑罪從無”的法治常識、共識下，上級法院堅持再三駁回一審判決，從而避免此案將錯就錯、最終辦成死無對證的所謂“鐵案”。無論是對陳懷亮本人還是對司法正義本身，這多少都是“不幸中的萬幸”。

法諺云“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但正義遲到，總還是比正義永遠缺席略強。嚴格遵循程序正義有時可能看似效率不高，卻是紅線所在。從趙作海案到李懷亮案、浙江叔侄強奸案，均不難觸發我們對不合時宜的司法理念的重新反思。幾天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人民法院報》撰文稱，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對于追求不正確的政績觀導致的冤假錯案問題，不要過于苛求“命案必破”。此言透露出積極而強烈的信號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