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道看，公益“紅雨傘”返還率低也跟管理模式有關系，因其只是簡單登記下借傘人的名字和電話，并未要求任何抵押物。而地鐵公司提供的另一種免費“紅雨傘”，采用了收取押金的模式，返還率則達到了90%。顯然，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要想提高公益“紅雨傘”的返還率，不能完全依賴于市民的自覺意識，也需配以相應的管理模式。

可見，公益“紅雨傘”是建立在彼此完全信任的基礎上，才使得部分市民有可乘之機。而在時下社會整體陷入信任危機的環境下，已經有無數突破社會底線的事件上演，相比之下，公益“紅雨傘”的回歸之旅遇阻，確實也不是多么驚世駭俗的事。公眾也不必上綱上線，倒不如借此機會問下自己，如果自己借了“紅雨傘”之后，是否會自覺送還呢？ (江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