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著家長衣服不讓走。在北京市豐臺區一所初中，老師拿本登記學生捐款數，很多學生跟風捐款超百元。一位老師說對捐得少的孩子說，應該像捐得多的小朋友學習，捐紅色的錢。多位家長表示，這些募捐變了味兒，覺得學校和老師強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報》）

同胞遭受苦難，我們無私伸出援手，奉獻自己的一份愛心，既是對災區同胞的支援，也是對傳統美德的彰顯。然而，種種“被捐款”現象的出現，卻給愛心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陰影。不說捐100元，而說“捐紅色的錢”，在孩子們面前，老師遮遮掩掩、欲說還休的姿態，成為變味慈善最真實的描寫。

其一，對于沒有經濟收入的小學生來說，他們捐的每一分錢都是家長的勞動果實。100元對于很多家庭來說或許不是難題，但家庭經濟狀況總是有好有壞，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100元也是一種負擔。更重要的是，一些孩子用家長的勞動果實來換取自己的虛榮感，這樣培養出來的愛心其實就是一種不勞而獲。其二，《公益事業捐贈法》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愿和無償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者變相攤派”，老師要求學生“捐紅色的錢”，何嘗不是一種變相攤派。

在不少政府機關、國企和學校，捐款早已偏離了自愿本意，變成一種強制攤派，這已是公開的秘密。而這種捐款的組織發動力和捐款數額的大小，往往也變成了某些官員政績的一部分，變成單位或領導個人邀功領賞、賺取榮譽的手段。盡管學校聲稱“并沒有強捐，可能是個別老師的素質問題”，但為何每個班級設一個捐款箱，而不統一設立一個捐款箱？這是不是變相搞“捐款競賽”？學校把壓力轉嫁到老師身上，老師也只能暗示捐得少的學生向捐得多的看齊，甚至把捐款金額和“三好學生”評選等聯系起來。

當愛心成為一場攀比和炫耀，它就成為一種傷害。和這些孩子一樣，從小到大，我們就在這樣另類的“捐款文化”中耳濡目染，其惡劣后果已經顯現，由于權力、利益等因素的摻和，整個社會對慈善事業缺乏信心和熱情。調查顯示，即使是在慈善捐贈意愿居國內城市首位的上海，也只有50.3%的市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力所能及地參加”社會慈善活動。而每一次災難過后，網民也總是樂于編排“捐款排行榜”，甚至對捐錢少的明星和企業大加鞭撻，“錢越多就是愛心越多”的觀念在大家心目中似乎已經根深蒂固。

慈善從娃娃抓起，當然很好，但依然固守老一套的行為邏輯，對培養孩子的公益心并無好處。國外的許多中小學，考試成績并不是評估學生素質的唯一標準，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參與公益活動的表現，也會被計入其綜合素質評價，以此培養學生關愛他人、服務社會的意識，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和志愿活動，把孩子培養成合格的現代公民。在這方面，我們顯然還需要“補課”。

事實上，對于蘆山地震災區的同胞來說，如果看到老師發出的“捐紅色的”指令，即使拿到善款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這跟間接地強行乞討、接受施舍似乎沒有什么區別。捐紅色的錢，結出了灰色的果，一場愛心公益行動，搞得捐款者和受捐者心里都有些別扭，這樣變味的慈善活動還是不搞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