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河南鄭州市111路公交車上，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上車后卻發現沒零錢，車長說下次補上，男子說到終點站后就補，車長沒當真，發車照常走了，沒想到男乘客打車追上補了一元，說自己不缺幾塊錢就怕別人說沒誠信。（3月28日《鄭州晚報》）

在社會信任缺失的背景下，每一個誠信樣本的新鮮出爐，通常都會遭遇道德“挖鮮”，卻忽視了對誠信運作邏輯的深層分析。按照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男乘客打的補票違背了成本—效用邏輯；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這樣無疑是得不償失的。那么，“誠信哥”說到做到的背后有著怎樣的行為動機和心理活動？

男乘客沒有零錢，車長從“人性化”的角度出發讓他下次補，看似簡單的情節，卻勾勒出互惠式交換的生動圖景。一方面，男子得以“免票”乘車；另一方面，補票使得公交車的收益得以維護。換言之，車長通過“下次補票”向男乘客傳遞出信任的符號；如果男乘客下次補票，一次誠信互動就得以完成。

為了回饋車長難能可貴的信任，男乘客發出了“到終點站就給”的承諾。車長沒當真，到了終點站之后，因為公交車運營有時間限制，車長就將公交車開走了。出乎意料的是，男乘客為了“補票”，打的追趕公交車。平凡的人物，并不曲折的劇情，卻因為擊中了社會信任的“軟肋”，引發老百姓的關注和討論。

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里，契約就是書面上的白紙黑字，就是文本上的條條框框；殊不知，契約有書面和口頭兩種形式。對于“誠信哥”來說，契約就是不拖欠、言出必行的“良知”，是一種“社會性遺傳”的自我約束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元錢也是一張試紙，它考驗著人們對于誠信的態度和對契約精神的尊重。

不論是主動給顧客退還余額的“信義店主”，還是守望誠信的“無人商店”，抑或是打的補票的“誠信哥”，在一些人道德失范、行為偏差的今天，依然有人堅守著互惠式交換理念和契約精神，為社會信任“加分”。透過“誠信哥”漸行漸遠的背影，我們也會發現，遵守誠信的社會規范有時候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而在于我們內心的堅守和行為的自律。（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