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好心救人卻反被誣陷的事件越來越讓人不敢再施救，而這一窘境或將在深圳得以解決。昨日，深圳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首次審議了《深圳經濟特區助人行為保護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擬通過引入無過錯推定和責任豁免原則等方式保護救助人，阻止“見義不為”的冷漠人性蔓延，防止“恩將仇報”的不當索賠輕易成功。（2月25日《南方日報》）

見義勇為是一種被世人稱頌的美德。但是，見義勇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見諸報端。如果把見義勇為放置到特定的場景當中，它會變得復雜而糾結。利益驅動下，道德的缺位一次次讓挺身而出的英雄寒心。一個老人跌到了，伸手扶起了卻扶了個“債主”，我們傷不起。筆者以為，見義勇為英雄的善舉不容誣陷。這是因為訛詐見義勇為的英雄首先是一種犯罪。唐《永徽律》規定：“諸誣告人者, 各反坐。即糾彈之官, 挾私彈事不實者, 亦如之。”誣告，雖不一定“反坐”，但一定要受到懲罰。古巴比倫就很重視對誣告的懲罰。《漢漠拉比法典》第一、三條規定誣告殺人和誣告一般犯罪，一律處死。

對見義勇為這一英雄行為，我國歷來都很重視和鼓勵。《周禮 秋官 朝士》記載，“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在唐朝，“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并記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之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在清朝，“其犯罪拒捕拿獲之人被傷者，另戶之人照軍傷，頭等傷賞銀五十兩，二等傷賞銀四十兩，三等傷賞銀三十兩，四等傷賞銀二十兩，五等傷賞銀十兩”；“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一名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多著照數給賞。”與之相反，“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聞而不救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唐律疏議》。

郁達夫說：“一個沒有英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一群可憐的生物群體。”對“見義勇為”不該糾結于“該不該扶”這一淺顯的道理，而是該如何避免見義勇為的英雄“流血又流淚”。俗話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更高層次的法律。”道德層面的討論固然可以喚醒起一部分人的良知，但良知終究是看不見又摸不著的，這個時候法律就該站出來伸張正義。一項近4000人參與投票的“你贊同嚴懲誣陷見義勇為者嗎？”的網調則顯示，96.4%的投票者“贊同，嚴懲誣陷見義勇為者可弘揚社會正氣”，而“反對，很多事件真相難以還原容易誤傷無辜者”或“無所謂”的投票者僅占到2.7%和0.9%。恩格斯說：“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所以，要讓善良人毫無心理負擔地去見義勇為，法律應當及時出場，既守住人的道德的底線，也守住見義勇為者心底的最后溫暖。

讓法律閃耀著道德之光，法律方能不令而行，也惟有道德擎起法律之劍，道德方能大行其道。見義勇為立法，不僅在于使見義勇為者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通過個人的保護還可增強人們的社會安全感。有了安全感，見義勇為就能夠更多、更好的體現出來。所以，立法保護見義勇為的英雄，關鍵是要依法嚴懲訛詐見義勇為者。對栽贓誣陷或打擊報復見義勇為人員的行為，由有關機關予以訓誡或者責令悔過、公開賠禮道歉；涉嫌敲詐勒索的，由公安機關予以罰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同時，以法律倡導道德，引導民眾樹立更高的道德要求。國外有些地方就有這樣的規定：只要你是助人為樂的，你的出發點是好的，哪怕是救助別人，救助不到位，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最后也是免責的。惟有如此，面對罪惡的時候，才會有更多的人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王可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