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標準是否科學，自然還可進一步討論。但“一刀切”的認定波及太廣，客觀上造成了執法的難度，卻是事實。吳某之所以不服被行拘，很重要的一條也在于：我是在正規商店買的，怎么就成了“管制刀具”？這樣的質疑理當得到尊重，否則警方就有“選擇性執法”之嫌。因為吳某的交代，已經清楚地表明有“管制工具”正在通過公開的銷售行為流向社會。攜帶“管制刀具”要行拘，公然銷售“管制刀具”當更嚴重，但為何吳某事后還能繼續買到同一種刀具？這說明警方事實上對攜帶者和銷售者適用了兩種不同的執法標準。從“以人為本”、“標本兼治”的執法原則出發，警方也理應優先查處制造、運輸、銷售管制刀具的行為。

假定吳某的確是公開攜帶了管制刀具，對其行拘是否合適？從媒體的報道看，吳某并非有意“公開攜帶”管制刀具，也沒有在公共場合故意擺弄管制刀具，事后又交代了刀具來源，似可歸入“情節較輕”之列。警方的“行拘三日”，雖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但“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同樣合法，且更合乎法的精神。如果說有網友從此案出發擔憂人人自危，是夸大；那么警方對吳某的行拘處罰也嫌過重。行政執法除了要遵守“合法性原則”，也應注意“合理性原則”。行政拘留是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剝奪，理當慎用。警方的執法權必不可少，同時又必須規范。管制權力和管制刀具，其實是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