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悔過書”寫好后，黃金榮又親自送到外灘中央銀行大樓軍管會處，由軍管會首長粟裕和副市長盛丕華接見訓話。據陪同黃去的陳翊庭回憶說，他們退出下樓后，陳忽發現攜帶的用物遺忘在樓上，于是叫黃在門口等待，他匆匆上樓去取。及陳再次下樓時，黃已不在，各處遍找無著。原來，黃恐生變故，急不可待的獨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過書中，黃金榮簡述自己的生平，歷數自己的歷史罪行，自稱要“自首坦白”、“立功贖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還說：“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記憶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的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但查諸原件，黃的悔過書卻有兩份，且都有他的親筆簽名，一份與公開發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則出入較大，多有隱惡揚美，文過飾非之處，但對了解黃的某些歷史經歷也有參考價值，不妨簡單地介紹一下。

黃在這份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悔過書中，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支持者，說：“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后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他們就在革命軍打制造局的時候認識的。”又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到了“孤島”淪陷時，他也沒有落水做漢奸，說：“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絕他們。”總之，盡量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無可厚非。

另一方面，黃金榮又處處諉過他人，推卸自己的歷史罪責，說：“到抗戰勝利后，我也沒有做過什么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干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主，現在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

悔過書公開見報后，遠在香港的杜月笙異常敏感。他不知道這位老兄弟會說些什么，于是叫萬墨林快去找來當地報紙，他要仔細看一看。

這時，杜月笙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過報紙，便看見萬墨林已經用紅筆鉤出了標題：“黃金榮自白書”，剛想接下去看，胸中卻感到有些悶氣，臉色立時顯得蒼白。萬墨林見狀，馬上接過報紙讀了一遍。

杜月笙微閉雙眼，仔細聽著，但未發一言。少頃，他睜開眼睛，說：“依再讀一遍。”

萬墨林坐在床邊，又從頭讀起，當讀至1927年四一二這一段時，杜月笙仿佛非常緊張，叫“停”了幾次，叫萬墨林慢慢讀。聽罷，杜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說：“我懂了，我懂了。”

原來，黃金榮寫的這份自白書，述及四一二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將鎮壓工人運動的總頭子蔣介石及虞洽卿、張嘯林等人都點了名，獨獨沒有提到當時最“風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這決不是黃金榮故意隱瞞事實，為他兩肋插刀，這個老于世故的把兄賣他還來不及呢！無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蹺，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發出某種信息，既往不咎，歡迎他回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杜月笙是何等樣人，自然心中有數，所以才會發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獨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變化，至少一再拒絕了蔣介石邀他去臺，而時時萌動回大陸的念頭。黃金榮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鄉，葉落歸根啊。

黃金榮的自白書，竟然會對杜月笙起到這么一個作用，恐怕是黃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實恐怕也是如此，黃金榮第一份自白書交上去后，竟未獲通過，修改數遍，直到軍管會點頭，才重新謄抄了一份，就是公開見報的那一份。

而那時，潘漢年等人對杜月笙的統戰工作，正緊鑼密鼓，黃金榮的自白書無疑是重要一環。

但在上海，黃金榮的日子很不好過，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漸枯萎。

悔過書公開登報后，廣大市民不僅不予認同，反而更加激憤。黃金榮驚恐萬分，閉門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膽，只好抱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念頭，坐在家里準備束手待“斃”。身體狀況也愈加差勁，坐在太師椅里，臃腫的身子幾乎站不起來，站起來也挪不開步子。加上媳婦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開銷都成了問題，驚怕之外，加上氣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體和精神防線受到沉重打擊。這樣拖了近兩年，他終于一病不起，再也沒有爬起來。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黃金榮進入彌留狀態，由附近的永川醫院派一名護士前來，給他注射強心針，但亦無效，于當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終年86歲。

據當地公安分局在黃死后報告：“查黃金榮現年86歲，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門徒萬眾，本區大世界、共舞臺、榮金大戲院皆是他的產業，當他于20日死時，大世界經理杭石君即報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請更換大世界負責人姓名，以后便由黃金榮的得意門徒陳福康為主辦理喪事，計有馬筱峰、陳榮富、陳昌良(榮金大戲院經理)、沈茂貞、湯融、嚴興林、毛政紀、顧德昌、錢福林、陸正崇、朱文偉、陳益亭、王世昌、莊海寧、杭石君、陳榮炳等17人前來銷聲匿跡地看不出動靜地治喪。尸體于22日移往麗園殯儀館入殮，當晚在鈞培里一號黃金榮住宅中，備有九桌酒席，治喪過程中除上述得意門徒17人前來外，別無其他動靜。”

黃金榮死的那天，有人在復興公園后門的一塊黑板上，寫了“黃金榮倒了”五個大字，令人尋味。

杜月笙魂斷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鏞，以號行。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當學徒，1911年參加八股黨，成為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后任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1934年后歷任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抗戰爆發后，曾協助軍統從事情報、策反、暗殺活動。抗戰勝利后，曾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傷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蘭輪船“寶樹云”號，攜妻妾、子女、朋友、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到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后，租住堅尼地臺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整日蝸居于此，幾乎是足不出戶。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復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后歲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間度過的，有時甚至靠吸氧氣維持，到了后來，神經衰弱癥、心臟病和下肢偏癱接踵而至。

有人勸杜月笙找名醫來診治，他會幽幽地說：“老實講，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會如此的。”

經濟上，杜月笙也極為拮據，因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賴以發跡的、上上下下的社會基礎一旦失去，就無從呼風喚雨了。他來港前，將上海東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賣給美國人，得45萬美金，在香港就是靠這筆錢開銷。但杜府上下人口眾多，花費很大，每月總在6萬左右，畢竟是大亨，人來客去場面還是要應付得過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價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時尚無名分，只是與他同居有年，她隨杜月笙坐船來香港后，始終體貼入微地照料他，給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與姚玉蘭

孟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紅的京劇名角，人長得很漂亮，年輕時在北京曾一度跟隨過梅蘭芳。后來潛心向余叔巖學戲，得其真傳，并世無第二人，被譽為“冬皇妙音”。

孟小冬與杜月笙同居之后，再未登臺。到香港后，為給杜月笙解悶，小冬常教杜月笙學戲，杜也以此為樂。不久以后，杜月笙與孟小冬正式結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并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