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高房價千夫所指，這與炒房者的推波助瀾有相當關系。但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是，房屋并非非得由國家進行強制調控的東西，而是由市場調節所能自主解決的問題，國家對房屋的市場供求可以進行宏觀調控，卻不宜利用行政手段進行限制，這會破壞房屋市場本身的自我調節能力，讓市場關系紊亂。更何況，房價高的問題并不僅僅是炒房者的問題，更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供應問題，是保障房建設問題，以及房屋建設中權力尋租與腐敗問題，甚至是實體經濟疲軟等等問題。然而，其他問題卻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且遇到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阻力重重，決策者還是選擇了限購這種能立竿見影的制度。

制度性羞辱由此產生。那些有需求卻條件不符合的一些公民，就想到通過這種假結婚的形式來規避限購政策。像新聞中的許先生，為了給兒子在北京買房，先與原配離婚，進而與一個陌生人結婚，你能說他不受羞辱嗎？至于裴小姐，看起來她不勞而獲3萬元，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但用這種假結婚方式去獲得這錢，難道不也是一種羞辱嗎？如果沒有這種政策，她或許不會得到這錢，當然也不會受此羞辱。

當然，限購制度先是給某些公民以制度性羞辱，但很快又發生了某些公民來羞辱制度。一些外地人想到了用假結婚來規避政策，另一些外地人則購買虛假的“5年完稅證明”和“社保證明”，而中介機構更是推波助瀾。所謂“國家有政策，中介有對策”。

這些小動作都在羞辱制度，一則化國家制度與政策于無形，輕松鉆空子，讓制度失去生命力，消解政府公信力。二則，由于利用假結婚形式規避政策，提高了購房成本，那些炒房者的成本提高，他們將成本轉嫁于下家，提高房價。限購的目的是降低房價，但不經意卻可能抬高房價，這讓制度情何以堪？

當然，客觀地說，限購政策能夠起到一定的控制房價的作用。但這個政策僅僅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當這一政策遇到制度性羞辱和羞辱制度時，我們更應該考慮對房屋、土地制度等進行深層次改革了。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