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許先生，非京籍人士，欲購房，卻沒有在京購房資質；裴女士，京籍人士，去年離異。經某中介公司業務員牽線搭橋，這兩個陌生人見面、簽協議，并在1小時內去民政局領了結婚證。 這 次 交 易 中 ， 裴 女 士 只 需 出場4次，即可拿到3萬元好處費。許先生則需要在原籍先與原配妻子離婚，與裴女士結婚再閃電離婚，以此繞過在京購房的政策限制，順利購房。而中介能得到可觀的“服務費”。

一切都是因為限購。如果不是對房屋購買資格的限制，許先生也不要離婚、結婚，反復折騰又花錢來京購房。如果不是限購，裴女士也不會與他人做“紙上夫妻”一場，當然她也不能賺到3萬元好處費。中介也得不到所謂的“好處費”。這一切來得如此夢幻與后現代，先是制度性羞辱，緊接著的就是羞辱制度。那么，到底誰是贏家呢？

所謂“制度性羞辱”，是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在《正派社會》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在該書中，他大力提倡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倫理規范：“不讓社會制度羞辱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人”。通俗地說，就是某種不合理的制度，讓人不得不受到羞辱。

國內媒體最早使用這一概念是在2005年。那一年的下半年，華北油田出臺了下崗職工重新上崗的新政策，其中一條規定：“雙職工都買斷工齡的，有一方可以上崗；離婚后的下崗職工等同于單職工，可以上崗。”此舉導致不少夫妻為了增加上崗機會，突擊辦理離婚手續，有時一天就有20對夫妻辦理了離婚手續。媒體評論紛紛認為，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給下崗職工帶來的“制度性羞辱”，讓他們不得已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