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將自己當罪人寫”

　　沈從文先生曾說過：小說要“貼著人物寫”。這是經驗之談，淺顯，但管用。淺顯而管用的話，不是一般人能說出來的。我改之為“盯著人寫”，意思與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點，這是我的創作個性決定的。

　　《蛙》出版已近兩年，期間多次接受過媒體采訪。許多人也曾問我：這部小說到底是寫什么？我說：寫人。寫“姑姑”這樣一個從醫50多年的鄉村婦科醫生的人生傳奇，她的悲歡與離合，她內心深處的矛盾，她的反思與懺悔，她的偉大與寬厚，她的卑微與狹窄。寫出她與時代的和諧與沖突，寫出她的職業道德與時代任務的對抗與統一。寫的看似一個人，實則是一群人。

　　《蛙》也是寫我的，學習魯迅，寫出那個“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寫它人，寫外部世界，這一次是寫自己，寫內心，是吸納批評，排出毒素，是一次“將自己當罪人寫”的實踐。

　　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內心陰暗困難。批判他人筆如刀鋒，批判自己筆下留情。這是人之常情。作家寫作，必須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須與人之常情對抗，因為人之常情經常會遮蔽罪惡。在《蛙》中，我自我批判得徹底嗎？不徹底。我知道。今后必須向徹底的方向努力，敢對自己下狠手，不僅僅是懺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鏡盯著自己寫，盯著自己寫也是“盯著人寫”的重要部分。

　　畢飛宇：尊重局限，尊重節制

　　如果沒有《推拿》的寫作，我想我沒有機會去探討局限的意義。是的，局限是有意義的，人類文明的進程早已經說明了一件事，文明之旅是感官的解放之旅，文明之旅也是感知的發掘之旅。然而，無窮無盡和無休無止的發掘已經傷害了我們自己，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嘗試著用我們的感官去求證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是蒼涼的現實，也是當代性留給我們的窘境。我沒有想到我能從一大堆盲人朋友的身上看到生命的靜悟與淡定。靜悟、淡定，這是人性之美，可我一廂情愿地認為，這更是東方之美，它一直在那里，在等著我。當盲人朋友的身影和我漸漸重合的時候，我懂得了什么才是我所渴望的當代性，那就是尊重局限，尊重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