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龍應臺來到上海，為港大-復旦IMBA學員做專題演講。 劉行喆 圖

　　龍應臺是一位不太喜歡演講的作家，用她自己的話講，所謂演講就是短時間內表達復雜的東西，這讓她自己很“心虛”，她不多的幾次演講也確實多悲情少激情。日前，龍應臺來到上海，為港大-復旦IMBA學員做專題演講，面對這些商界精英，她拿出的演講題目是“文學有‘用’嗎？”

　　談文學：

　　文學促使你思和辨

　　不太擅長演講的龍應臺其實也是有備而來的，對著這群復旦大學和香港大學的IMBA學員，對著這樣一個空泛的演講題目，很容易讓演講變成抽象商業倫理說教。龍應臺最后讓學員參與到了演講之中，一起朗讀和理解那些文學篇章。他們一起讀杜甫的《石壕吏》，接著讀龍應臺自己的作品《大江大海》中詩人管管“被當兵”的片段，兩段相隔1000多年的歷史片段，在戰爭與苦難面前，普通百姓的遭遇沒有任何差別。歷史作為文學再現。他們一起讀海涅的詩歌，感受作為詩人的海涅用詩句——始于焚書，結于焚人——如何精準地預言了之后的“第三帝國”，“文學的心靈是獨立的，他不隨波逐流，所以他能透視現實。”龍應臺說，“他（海涅）為什么會預言？并不因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而是他有深刻的文學心靈。文學最深的本質就是促使你思，而且促使你去辨。當你用思、辨能力的時候，才能透視歷史。顛覆原來的成見。”所謂“文學是否有用”，正如龍應臺所舉的米蘭·昆德拉見解，“他說小說家永遠在人生實驗室里面，永遠在觀察，永遠在看，永遠在思索，永遠大膽假設，永遠設法推翻原來的假設，永遠不斷追問人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從工具理性角度講，文學是沒用的，理解人性是沒用的。

　　但另一方面，龍應臺把文學對人性的理解，跟臺下幾百精英的工作聯系起來。“你今天如果跟我說，‘龍老師，我們是商學院的，跟人和生命沒有什么太大的聯系。’如果你對于愛和恨沒有認識，你甚至從來沒有思索過——當正義跟不正義放在一起，你如何做細微的辨別——這一類問題你從來沒有思索過，這個人將來做律師、法官、政治領導人是很可怕的。”在龍應臺這樣一個作家那里，選擇任何一種志業都離不開對于人性的認識，“如此，才可能讓自己事情做到最好，才知道自己存在的位置在哪里。”而文學“幫助我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重新找到跟自己的靈魂素面相對的能力”。

　　談政治：

　　期待中國文明的崛起

　　龍應臺是作家，更是政論作家；她要談的是文學，但免不了“被迫”談政治。在這個關于文學的演講上也不例外。比如兩岸關系，“對兩岸的關系，先要找《大江大海》看，你就會知道我對于戰爭的看法，你會知道我對于歷史的態度。我認為和平的價值超過所有任何其他價值。世界上也許有一些戰爭，有些人認為值得打，但我認為，沒有任何內戰值得打。”

　　比如談“中國崛起”，“所以現在大家談中國崛起，我比較愿意提中國的文明崛起。文明的崛起，我對它抱以期待和希望，我覺得不管怎么樣，我們不能把期待放在政治人物身上，期待要放在每一個個人身上。”龍應臺說，“中國夢核心的東西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用文明作為核心，即對于人的尊重、法制的落實等。”“一個社會要進步不太可能從西方切一塊出來說，這是我們做的事情，它是從自己的土地上一步一步過來的。你如果不繼續努力，不抱有希望去努力，你難道還有別的選擇嗎？”（《東方早報》 石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