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人大召開《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立法論證會，組織市民代表、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對該條例的草案論證稿進行討論。這部有可能成為全國首部市民行為規范法規的條例，明確授權城管可以對十項不文明行為給予處罰。（8月15日《中國青年報》）

中華民族曾以“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而引以為豪，但如今諸多有悖倫理、有違道德的不文明行為，卻讓國民情以何堪。在深圳市就“何種不文明行為應進行處罰”的第一輪民意調查中，市民就描述了涵蓋市容和環境衛生、交通管理、寵物管理、吸煙管理等方面內容的49種不文明行為。由此看來，《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的立法論證，的確契合了民眾訴求，其對時下社會的文明重樹和道德回歸，無疑具有率先垂范的積極“促進”作用。

不過，盡管深圳市民對立法促進文明行為已達成社會共識，但在“促進”手段的使用上，仍不乏罰款與教化、道德與法律的爭議與質疑。這或許緣于公眾對道德立法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考量。但筆者以為，無論是就矯正國民劣根性的角度，還是從構建法制國家的層面，依法治理不文明行為都是必需和必要的，而在法治不彰、敬畏缺失、誠信缺乏的背景下，施以一定的經濟處罰，甚至是超出預期的重罰，也應當是無可厚非的情理之舉。

事實上，盡管國家一向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針，但“依法治國”始終都是社會管理的終極目標。道德文明不過是人們寄望于自我約束的理想境界和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并不具無條件遵循的強制力。誠然，“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曾是人們質疑將道德范疇法律化的依據，但此話同樣可以用道德與法律的并行不悖來解讀。譬如對社會不文明行為，過去除了輿論監督和道德譴責外，并無剛性法律的約束，而不受強制性束縛的不文明自然會信馬由韁地屢禁不止。國人在境外的講文明和洋人在中國的不文明，從正反兩面印證了法律對于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因此，規范和治理社會不文明行為，不能天真地單純依賴于道德教化和輿論譴責，關鍵還是要以重罰和嚴懲讓其付出刻骨銘心的代價，讓不文明者有所敬畏，有所顧忌，進而自我約束和自覺杜絕。只有“傷不起”才會“勿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