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人大召開《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立法論證會。這部有可能成為全國首部市民行為規范法規的條例規定：擬對一些不文明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比如，兩年內5次因不文明行為被處罰者加罰1000元，兩年之內有10次不文明違法紀錄者將被記入征信體系。在所有處罰中，損壞古樹名木處罰額度最重，達50萬元。

社會不文明行為既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制度問題，道德與制度，“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在道德方面應從娃娃教育抓起，在制度方面不能僅僅是處罰，還應該有公民教育；在處罰方面也不僅是罰款，還應該有媒體曝光、罰做義工等其他措施。而深圳這部條例多是罰款，給人的印象是，為罰款而立法。

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一個城市文明與否，市民行為的文明與否當然很重要。但筆者以為，在約束市民不文明行為之前，或者在約束市民不文明行為的同時，首先或者重點要約束“權力不文明行為”。這是因為，對城市文明而言，權力具有多重影響，比如：官員的行為具有榜樣效應；而落實這部條例的有關部門也是權力部門，是否文明執法、公平執法直接關系到城市文明。

以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為例。條例第16條列舉了在公共辦公室、幼兒園、學校、醫院、圖書館及其他公共交通設施以及場所內吸煙，對勸阻無效的給予500元處罰。相信這一條款有利于減少公共場所吸煙，但還要看到，不少政府部門就有接待用煙，在會議桌上擺放香煙，某些官員在公共場所“吞云吐霧”。如果某些部門、官員在公共場所不能禁煙，只處罰吸煙市民，怎能讓人接受？

雖然條例規定，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等國家工作人員有不文明行為，對不配合執法的人，將處罰決定送達其所在單位。但問題是，執法部門遇到兄弟部門熟人或權力人物時能否秉公執法？而且，條例規定由城管對不文明行為進行處罰，大家知道，深圳城管是外包的，而外包的城管能否公平處罰值得懷疑；更何況外包的城管本來就不應該擁有執法權。

無論是警察執法還是城管執法，公眾必然要問：誰來監督警察和城管？況且，市民的某些不文明行為也與城市的配套設施不到位有關，比如垃圾箱布局不合理或者維護不到位，就會影響某些市民行為導致亂扔垃圾。也就是說，要促進城市文明，官員榜樣、制度處罰、道德教育、配套設施等，缺一不可。 （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