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舒舒救人案為例，救人當屬見義勇為行為，但不能因此就讓肇事車主承擔本不該他承擔的那部分過失；見義勇為者或許該為救人過程中產生的失誤擔責，但國家理應為見義勇為者“撐腰”——不僅需要對他們的高尚品德以物質獎勵和精神弘揚，同樣需要對他們救人過程中產生的傷害、造成的損失給予托底買單。

我們所處的時代，既有“最美”集中綻放的沁人芬芳，也有對“花期”稍縱即逝的顧慮不安。公眾對認定見義勇為者相關責任的強烈反應，也是擔憂英雄流血又流淚。見義勇為有時候也需要考慮助力效用的大小、行為結果的好壞，但眼下最緊迫的，是呵護和保護每一個助人為善的初衷與行動，激發起人們見義勇為的社會風尚。從這個意義上說，“責任明確”與“國家買單”都需要積極呼應，讓民眾接受到它釋放的明確信號。這樣，才能形成見義勇為自我思考、自我優化、自我生衍的良性循環，出現更多的“勇為”，總結和踐行更好的“巧為”，最終使見義勇為的道德風尚獲得持久的續航力。(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