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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舊建新更有經濟回報，人手緊張、經費不足讓保護說易行難

南京在文物保護方面的失守，張公館不是第一起。此前“法拉利在明城墻玩漂移”的事件，似乎并沒有讓這座六朝古都有一些警醒。很多市民都痛心地追問：我們的文物還能留下多少？我們的文物為什么得不到保護？

重利，被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學鷹認為是文保困境的根本原因，拆掉要比維護更有賺頭，“修繕民國時期的文物建筑比拆掉重建會復雜些，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也可能更多些。而借名修繕實際上拆除重建，卻會帶來一系列的便利。”

這些便利有很多，周學鷹舉例說明了其中一種：“向下挖掘一層或兩層地下室，并向庭院地下擴張；向上設置閣樓，既利用空間，又實際上增加頗為隱蔽的建筑面積。再加上文物的帽子，身價無疑會倍增。”

既然私人業主無法對古建筑進行有效的保護，是否可以禁絕買賣？周學鷹介紹，我國法律法規不阻止民國別墅的私下買賣，原因之一是參照國外已有的成功經驗，希望通過社會、個人的力量，使得它們能在有實力的房主手里得到更好的維護，“初衷是好的”。

但是，對于現實的一再“變味”，周學鷹沒有正面回應，反而反問：“是否應該追問這些業主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他們到底有什么權利能夠繞開規劃、文物等相關主管部門的監管？他們為什么沒有得到嚴懲？”

對于文保單位的寥落，很多人會遷怒于文物部門。但是，文物部門坦言也有自己的苦衷，據相關人士透露，南京市有512處市級以上文保單位，文物保護面廣、量大，管理人員實在不足，同時文保經費并不十分充足，給保護帶來了難度。“一方面是因人手不足等做不到全程監管、監管不力，另一方面，對于個人保護的政策優惠、支持尚不充分，開放度不夠，形成的影響力和成效也不夠。”

除了人力物力的捉襟見肘，略顯陳舊的《文物保護法》也給文物部門執法帶來了不便。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護處一位負責人認為，《文物保護法》從2002年修訂至今已有近十年時間，在處理一些問題時有些滯后，“特別是在關于文物保護單位的使用利用方面規定過于原則，針對性不強、可操作性不強、罰則力度不夠等。建議《文物保護法》進行修訂，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社會認識的糾正，則是周學鷹更看重的事情，“文物建筑進行修繕改造甚至拆除重建，必須建立在全社會對法律法規神圣敬畏的基礎上，真正確立法治社會理念，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記者姚雪青攝 制圖：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