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對公開，禁令執行難

記者在江蘇、內蒙古等地走訪發現，在國家、地方的重重禁令下，擇校收費更加隱蔽，查處難度增大。

呼和浩特市一位長期從事擇校中介的“學托”告訴記者，以前，擇校費走學校賬戶，教育部門和學校按比例分成。如今，“上面管得越來越嚴”，學校收擇校費根本不開發票，一般由學校指定的單位或企業收取，學校賬目上根本不顯示，一般性的財務審計也難以查出問題。

對于內蒙古出臺的“限期退還擇校費”的規定，一些擇校的家長并不買賬。包頭市一位家長說，好不容易托關系找人才把錢送出去，讓孩子在重點初中占了一個名額，“上不了好學校，就算學校退錢我們也不敢收啊！”

在一些校長看來，教育資源不均衡引發的過度擇校是禁令執行難的根本原因。南京市一所初中校長說，學校每年收３００多個學生，可報名的有１０００人左右，現在不讓舉辦各類與升學掛鉤的培訓、考試，怎么選拔人才？只能憑“條子”和收費。“如果不收擇校費，光憑條子，不是更不公平嗎！”

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基礎教育處副處長曹軼明說，國家出臺治理擇校亂收費的法律法規很多，但從教育部到各省份教育廳都未設專職執法機構。以內蒙古教育廳為例，分管義務教育階段的只有基礎教育處和監察室共１０人，面對全區４０００多所中小學，況且又沒有執法權力，著實難以監管。而審計部門對學校進行審計時，只審計有賬目的內容，“擇校費”這種隱蔽收費行為“無賬可查”。

南京一位家長說，雖然相關部門出臺了很多禁令，但至今還沒有聽說過哪個校長因為收擇校費而被嚴肅處理，“治理擇校亂收費要動真格，不能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