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位學者研討“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權利保障”問題，認為教育部不應把解決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的問題全部交給地方，而是要明確規定各地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時間表和附加條件，并且至少要出臺行政法規層次的文件，使政策具有強制力。

　　充分理解這些學者的民生關切情懷，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官員也曾表態將出臺問題解決的總體方案。但是否需要從國家層面設定時間表和附加條件？是否需要用出臺法規的方式加以強力推進？這其實是一個大可值得商榷的話題。

　　事實上，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雖然涉及的是2.6億流動人口背后的2700萬隨遷子女的權利，但也同樣涉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邊遠省份更為龐大人口的權利，不能只顧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漠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解決一個群體的利益問題，顯然也不能以傷害另一個群體的利益為代價，而應當盡可能地尋找“增量權利”。當這種“增量權利”難得，而損害另一個群體的利益不可避免時，也應當力求把這個損害降到最低，否則就很容易激化矛盾。

　　在這個意義上，把時間表和附加條件的制定權限交給地方，恰恰是針對各地參差不齊實際、避免一刀切的現實舉措。這樣做，有利于各地根據實際情況，把此項改革的力度、解決的速度和本地居民可承受程度結合起來，使雙方都有時間來充分接受和消化這個問題所產生的矛盾和糾結，進而求得雙方的共識。如此，這項政策遇到的阻力就會小得多，也才不會引起強烈反彈。

　　事實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山東能夠率先出臺突破高考戶籍限制方案，一個重要原因也因山東是有名的教育大省、高考大省，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不會對本地考生帶來較大沖擊。倘若是在邊遠省份和特大城市，在短期內要求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則勢必會沖擊本地考生升學率，甚至還會引發“高考移民潮”。不論是從歷史上還是從現實層面看，這方面的教訓都是極為深刻的，國家教育部門不能不慎之又慎。

　　從法規制定的一般規律看，大多也是需要先探索實踐。因為一旦形成法規，就會有強制力和穩定性。尤其是這種涉及社會各方利益的問題，如果沒有實踐對有關政策、制度、做法的充分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及時修正，就貿然出臺法規，則不但會削弱法規的嚴肅性，也缺乏充分的民意基礎。

　　顯然，在邊遠省份和特大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問題不宜操之過急、也不宜搞統一劃線。逐步放開，穩步消化，不當的地方及時調整，這種漸進式改革，顯然要優于那種暴風驟雨式改革。（吳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