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可是，到了近代，儒學卻連連遭到批判，其地位和影響不斷削弱、衰微，最終失去主流、統治地位，被邊緣化。這是中國儒學發展、演變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如何看待儒學在中國近代的命運，關系著對儒學的理解和認識，也關系著在今天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我們應怎樣對待儒學。

　　社會變革 文化轉型

　　儒學的衰微其實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社會轉型和文化革新、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這一過程與中國近代化的展開、古代社會的解體基本同步，其歷史必然性不言而喻。不同性質的社會變革一旦在中國展開，文化革新就相應提上了日程，就勢必要不斷觸動傳統儒學，以致最終否定它的神圣地位。在變革過程中，中國古代社會結構逐步解體，儒學也勢必隨之同步衰微。近代批儒批孔，既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進程。

　　近代的批儒批孔始終是同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封建等級制度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近代新學家之所以先后起而批儒批孔，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儒家不只是君主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的維護者，還是它的理論辯護者。這便是所謂“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則其位不固”。一旦儒學遭到猛烈抨擊，其神圣性逐步喪失，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也就失去了理論支柱，發生嚴重動搖。同時，近代變革者、新學家對以三綱為核心的舊禮教也展開了持續而猛烈的批判。三綱解體，精神枷鎖被打破，有力地促進了封建專制制度、等級制度的瓦解和人的解放。

　　而對儒學自身的存在與轉化而言，近代的批儒批孔也未必不是好事。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對儒學而言，近代新學家們對它的批評，可以說起到了“排毒”、“去污”的作用，做了一次大規模的“凈化”工作。這對后來人們全面認識儒學、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學，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對儒學的轉化來說，這種凈化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儒學才有了“開新”的可能。

　　中國近代對儒學和孔子的批評總體而言具有歷史合理性。但這場思想文化斗爭也存在一些偏失。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乃至文化革新是由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而生的，旨在救亡圖存，謀求民族振興。因此，引發的批儒批孔始終帶有鮮明、強烈的政治性，而主要不是文化批判。近代批判者們是將孔子作為封建專制制度、舊禮教的代表、符號和象征批判的。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實際上是要讓孔子和儒學來承擔封建專制、舊禮教的種種罪惡。這樣的批判過于簡單，甚至帶有情緒化。而這同當時流行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有著密切聯系，即強調中與西、新與舊“水火不相容”，兩者只能“存其一，廢其一”。既然那時的當務之急是學習西方，那么就只能“廢孔學”，拋棄中國傳統文化。

　　批判繼承 不走極端

　　產生和流行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儒學，無疑具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近代的變革者、新學家正確揭示了這種歷史局限性，指出儒家的諸多宗旨、觀念、信條、大經大法并不是亙古不變、神圣永恒的真理和準則，這是他們的重要理論貢獻。不過，他們對儒學的批判，因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普遍缺乏充分的理論準備，并未對傳統儒學進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因此，近代的批儒批孔雖然轟轟烈烈，但對儒學有價值的精神資源和思想資源如禮讓、誠信、利他等并未作深入剖析和清理。而對傳統儒學經過長期積淀、滲入國人心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層面的消極影響，有的尚未觸及，仍留有“死角”。因此，對傳統儒學繼續作深入清理依然是我們今天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

　　儒學誕生、發展于古老的中華大地，是中華先哲基于中國國情（自然的、社會的），解決中國問題，滿足中國需要而作的理論提煉和創造。這種根植、發展于中華本土的儒學，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情感、智慧、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今天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超越。這種自我更新無疑離不開本土民族文化之根。

　　傳統儒學具有多重意蘊和價值，對今天的社會需要、時代需要而言，既有正面的積極作用，又有負面的消極影響。因此，有人視儒學為“歷史包袱”，以為只有甩掉它才能實現中國的振興；相反，有人認為只有全面復興儒學，甚至恢復儒學早已失去的統治地位、獨尊地位，中國才能振興。這兩種各走極端的錯誤主張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都是有害的。對于來自這兩方面的干擾，都必須加以排除。張錫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