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2007年開始，國家人口計生委就開始清理、更新冷漠、暴力的計生標語，去年又啟動了相應的“洗臉工程”，但是最近，《人民日報》匯集了一下“漏網”的那些，使這個問題又成輿論關注的熱點。那么，從側面似可推斷：那兩次專項行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至少還談不上凈化吧。

　　眾所周知，我們的此類標語其實不僅僅表現于計生領域，但凡有廣而告之意味的宣傳，概莫能外。比如關于“封山育林”的，“誰燒山，誰傾家蕩產”之類，匯集起來也是洋洋大觀。但我們也不難發現，以威脅、恫嚇為能事的標語基本上都出現在鄉鎮以下，屬于那些地方的特有景觀。用國家人口計生委宣傳教育司司長張建的話說，就是“在農村地區，計生標語常被視為政策法規的通俗‘翻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個有意思的話題。在我看來，這也屬于文化傳承范疇，只是沒有傳承好，或者說沒有繼承好，囫圇吞棗，政策條文與通俗解讀之間的界限拿捏得一塌糊涂，結果弄得太過了，過分了。

　　所謂文化傳承，是說利用墻壁等大書標語乃我們的一貫做法，不知道有沒有人考證過源自何時。1991年我在粵東北平遠縣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在當地民居的墻壁上就看到了很多紅軍時代白石灰刷的標語。為了讓文化素質不高的群眾能夠看得懂、聽得懂，標語都通俗得很，有不少令人忍俊不禁。具體舉例的話，要找出當年拍攝的照片了。延安時期，毛澤東名篇《反對黨八股》中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他說他在延安的城墻上看到過一條“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的標語，“意思并不壞”，可是工字轉兩個彎，人字加三撇，于是挖苦道：“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墻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毛澤東借此表明：“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

　　很遺憾，毛澤東當年反對的黨八股今日已經不知比昨日嚴重幾許，且不理它，倒是鄉村墻上的大量標語，語言一直保持著他所倡導的鮮活姿態，真正是有人看、有人聽，相比空話套話漫天飛，應當承認這比較難得。以愚意度之，各地那些扎眼、刺耳的計生標語開始出現的時候，都是得到了各地的“上面”認可的，以為非常通俗易懂，頻頻點頭稱許也說不定。待成燎原之勢后，量變引起了質變，大家好像才猛地發現，原來里面欠缺了人性。諸如“該扎不扎，房倒屋塌”、“逮著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給繩、喝藥給瓶”等等，血腥之氣簡直是撲面而來。俚俗沒錯，但俚俗不等于粗俗，粗俗正是不少鄉村標語“太過”而備受詬病之所在。矯正了這一點，鄉村標語還是充滿活力的。

　　另外我對冷漠、暴力標語還有一點看法，倘若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干的，倒呈現了表里如一的坦白一面；而倘若標語的字眼看上去溫和了、充滿人文關懷了，實際工作作風并沒有變，就難免給人以兩面性的感覺。筆者在粵西某鄉鎮摸爬滾打過一年，參加過鎮的計生專項行動，雖然沒有目睹到暴力沖突，但計生對象若不是乖乖就范，標語上的話是很可能落到實處的。所以，血腥標語該清，但清理本身不能當成唯一目的。（潮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