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已眾所周知,但是大學為什么還是培養不出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杰出人才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這對不少人來說是個謎,其中包括各級教育管理與決策者。

　　怎樣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養？我認為錢學森之問與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對問答，孟二冬精神即“獨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潛心治學”的精神，這是回答錢學森之問的一個思考方向。然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大學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師踐行這種精神,或者說不激勵大學學人以這樣的方式去生活。

　　大學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條歧路

　　大學不注重學術價值，而重視經濟、政治價值，這使大學偏離了本原，走入了誤區。

　　中國現代大學誕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我們先學習日本的先進經驗，再學習歐洲的辦學理念，后來以美國為主要的學習對象。中國大學在1917年之后，逐漸融入了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從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國大學發展先后出現幾個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的北京大學、郭秉文任校長時期的東南大學、梅貽琦任校長時期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

　　自1949年以來，中國高校管理以“前蘇聯”為模仿對象，引進行政管理模式，逐漸脫離了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這一源頭應回溯到孫中山效仿“前蘇聯”模式，建立了廣東大學，后來改名為中山大學，并形成了“黨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適、陶行知等人的批評。1928年國民政府開始反對“黨化教育”，轉而提倡“三民主義”教育模式。但這一大學與行政緊密結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得到了廣泛推廣。

　　1952年，中國進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逐漸形成了偏重理工學科、輕視人文學科，偏重大學的經濟和政治工具功能，輕視大學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紀80年代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提出了中國大學的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隨后，很多學校進行了改革嘗試，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來，大學的行政化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將大學定位為官僚機構或工廠，這樣的體制自然難以培養出學術大師。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找到了一種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項目、課題的方式管理大學。這種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實際上對大學構成了深層次的損傷。因為，這種模式使學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門的干預，學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個個掌權、掌錢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時候，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先生曾對我說：北京大學曾經與美國大學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改革的時候，北京大學的發展是和美國大學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的。西南聯大也曾經步入世界大學前沿。但現在，內地大學和美國頂尖大學的差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差距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學制度的行政化與大學內在價值的丟失。

　　大學不注重學術價值，而重視經濟、政治價值，這使大學偏離了本原，走入了誤區。

　　大學本應承載三重價值，即學人的精神家園，學業和職業的基礎，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來，有些學生一入校，就探討將來的職業和收入問題，只注重職業與就業功能。就業當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關注這一方面，未能在內在精神上成為真正的大學人，未免太過片面和狹窄，也太浪費青春。大學太過行政化，會導致大學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學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學的發展要遵從其自身的內在生成規律。

　　中國大學發展現狀，從外部環境來看，有四種跡象嚴重影響著中國大學的發展：第一，高等教育頂端外移，越來越多的優秀高中生直接就讀世界尖端大學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萬多名中學生選擇不參加高考，直接出國。第二，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高校的規模不斷擴大，但杰出教師并不多見。第三，創新能力難以提升。根據洛桑年度報告，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世界上處于中等水平。第四，評價方式單一，高校之間難以形成公平競爭。現在學生入學僅憑高考分數，很難做到教學適宜，應該在高校和學生之間建立雙向選擇關系。

　　從內部發展來看，大學存在著五大突出問題：第一，真偽難辨。真研究還是假研究？真學歷還是假學歷？類似問題層出不窮，大學公信力下降。第二，錢權橫行。大學里，能拿到科研經費的人比踏踏實實做研究的人往往處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學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難拿到經費。第三，虛實不分。有的教師認真教學、專心科研，有的教師頭頂各種名譽招搖，哪種教師對大學的發展有實質貢獻值得我們深思。第四，批判無力。有一次，我參加研究生開題會，一位老師給學生論文提出一些意見，學生就非常激動地認為，這位老師對他有意見。現在老師都不能批評學生，那么在老師之間還能互相批評嗎？老師還能批評校領導嗎？在這種的風氣之下，學術研究怎么能進步？第五，閉門自慰。關起門來看自己的學校年年有進步，人才是學校發展的指標，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橫向和縱向比較。所以，我們要積極推動全國各地的學校做校史工作，這樣會有利于各個學校以史為鑒，認清現狀。

　　近十年來，內地大學發展有量的增長，但未能實現質的提升。從1995至2005年間，我國28所高校與美國大學聯盟SCI論文指標比較可以說明，而這段時間大學教育不公平問題加劇。在擴招前，大城市與農村學生生源的比例約為3:1，而擴招后達到了5:1。大學的發展仍在粗放式地擴張規模，尚未走上內涵式自主發展之路；大學的發展仍然依據行政和商業規則運行，學術邏輯依然被邊緣化。

　　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在《經濟觀察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大學開馬車趕火車”的文章，形象地指出了大學官本位濃厚、人事制度老化、師生關系疏遠、教學聲望下降、泡沫學術抬頭、計劃經濟嚴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緩慢等問題。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一個是在精神層面上丟心失魂，另一個是在制度層面上雜亂無章。總之，大學的發展亟須弘揚大學精神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這兩點歸結起來就是要遵從大學的邏輯來辦大學、管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