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人注愈力轉向四川

　　雖然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最先將選擇陪都、行都的著眼點放到了西北和中原地區并開始對陪都西安進行籌劃與營建，但那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和政治環境決定的，是國民政府尚未將西南諸省真正納入它的統治范圍之內時所作的迫不得已的決策。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這一客觀現實，東北、華北、華東、華南等沿海地區不能作中國戰時首都的緣由已顯而易見，而西南諸省自民國成立以來一直處于各個大小軍閥的混戰與割據之中，與國民政府的關系也是若即若離，很不穩定；在若大的中國版圖內，能夠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且牢牢為國民黨中央所控制的就只有中原和西北地區了。盡管如此，將西北地區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仍是不理想的。因為中原和西北地區既同樣容易受到日軍強大武力的威脅，又接近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這對于當時尚未完全與蘇聯恢復外交關系，堅持反蘇反共的國民政府來說，其所感受到的威脅并不小于日本，而且，統治新疆的盛世才，也未被國民政府所控制，而是變亂無常，這對國民政府來說，也是一塊心病。因此，必須重新尋找一個比洛陽、西安更為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眾庶的地區，來作為戰時國家的根據地。為此，作為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專負軍事責任的蔣介石，于1934年秋開始，用一年多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對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余個省份進行巡視、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蔣介石經過對各地地形、物產、交通、人文的綜合考察，作出了將這個戰時國家的最后根據地確定在四川的重要決策。

　　早在民國初年，蔣介石就認為在中國各省之中，能作革命根據地的，“只有兩省可當選。第一是廣東，……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為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貫的忠于主義，勇于革新，所以我們若能以四川為革命的根據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蔣介石的這種“蜀粵并重”的思想，以后又多次向孫中山等人提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仍是以相當的注意力關注著四川的一切，對四川這個中國的重要省份，也是志在必得，只是限于長時期地與各個軍閥及中國共產黨進行戰爭，還無暇地也無力顧及四川。這種狀況一直到年底才開始有徹底轉變。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紅四方面軍于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后，不得不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經過輾轉跋涉，他們于1933年初抵達川北陜南一帶并重新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面軍的這一舉動，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不安和四川軍閥的恐懼，但此時蔣介石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江西中央紅軍方面，還無力顧及四川，只是在輿論和財力上支持四川各個軍閥對川陜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為此，他先后任命田頌堯、劉湘為“川陜邊區剿匪督辦”、“四川剿匪總司令”，令其統率所屬全力圍剿紅四方面軍，結果，田、劉二人均以慘敗而告終。兵疲力乏財困、走投無路的劉湘，不得不于1934年11月13日乘輪東下，赴南京向蔣介石請示和乞援，要求國民黨中央派員入川，統籌“剿匪”大計，以幫助他剿滅紅軍并維持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劉湘的這一舉動，正合蔣介石的心愿，就在雙方在南京進行商洽和討價還價之際，中央紅軍也因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進行長征并抵達湘黔邊境，有進入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趨向。所有這些，使得全國的注意力驟然地由江西轉向四川，即所謂“以前關心江西匪禍猖撅的人們，現在視線都轉移到四川來了。”迫于中共主力紅軍入川這一現實，劉蔣雙方經討價還價，互相讓步，迅速達成協議，蔣介石幫助劉湘統一四川軍政并保證他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將紅軍趕出四川；劉湘則同意打開關閉未啟的四川門戶，允許蔣介石的中央軍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謀團率別動隊入川，統籌指揮督促“剿匪”事宜。12年21日，國民政府明令改組四川省政府，任命劉湘為四川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并授以統一四川軍事、政治、經濟的特權，而由賀國光、楊永泰率領的參謀團一行余人，也于1935年1月12日順利抵達貢慶，從而開始了國民黨中央勢力近十年來對四川、西南的逐漸滲透和真正控制，也為蔣介石入川部署一切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