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孔子究竟不是迂腐之人，否則，他就不會肯定子路救了落水者而接受對方“以牛”的答謝，也不會批評子貢把魯國人從外國贖回來卻不要國家報酬——這無疑比子路更高尚無私。或許可以說，“人失弓，人得之”不過是孔子的一個理想化愿景，而做好事應得相應報酬，才是他基于洞察人情物理的務實主張。世界上像子貢那樣既不缺錢又愿貼錢做好事的人，畢竟如鳳毛麟角，而像子路那樣做了好事接受對方的酬謝，則更具有“大眾性”和“世俗性”，因之也更具有勸善、行善的可持續性。因此，即使從孔子的觀點來看，鄭某的行為雖與子路不可相提并論，但只要不能證明他有侵占的嫌疑，他就應得相應的報酬。

　　馬某作為權利人，在巨款失而復得之后，也并非不愿酬謝拾得人鄭某，只是他們議價沒有成功，所以才尋求法律來解決爭端。在我看來，當拾得人拾金不昧，權利人都應遵循這樣的道德準則，即使人家不提酬謝的事，自己也主動提出，不能替別人確立過高的道德標準，認為拾得人分文不要才值得贊美，自己無須損失一分一毫乃是理所當然。道德價值雖不可以物質價值來衡量，但物質的補償或酬謝卻可以促進道德的實現與增長。馬某的幸運在于有跡可尋，并找到了拾得人，否則，以一般情形來推測，他很可能只好以“人失之，人得之”聊以自慰。但現在社會上還是存有疑慮，仿佛只有權利人主動、自愿表示酬謝才正當，而拾得人若提報答的請求則似乎有損道德的純潔性。

　　馬某與鄭某因酬金談不攏而走上法庭，與其說誰貪婪或誰小氣，不如說源于人性的不確定性，但同時也暴露出法律的不確定性。在處置拾金不昧的問題上，法律給出了大原則，至于酬金如何確定，則完全靠權利人與拾得人協商，協商不成訴諸法律，法院也還是只有同樣的大原則作為判決的依據。如果酬金有一個下限與上限的規定（不少國家都有），紛爭也許就會少很多，皆大歡喜的事情才可能多起來。

　　道德說難也難，難就難在對自己與對別人適用同一個標準；說容易也容易，容易就容易在只要做到將心比心。如果自己做了好事希望享受子路的待遇，自己被別人做了好事則又希望對方有子貢的風范，那么所謂道德就很可能還停留在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