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蔣介石離重慶飛貴陽。這以后，蔣介石來回穿梭于貴陽、昆明、重慶和成都各地，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為了不同的目的和動機，他又作了多次不同內容的講演和訓示。在這些講演和訓示中，蔣介石既有“剿匪反共”的訓令和煽惑，也有其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新經濟運動的宣傳和鼓動，還有其關于統一四川、統一西南的指令和打算。當然，這當中也不時夾雜著一些諸如“四川夙稱天府，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為宏速。”“惟有以我們新的四川人才以造成新的四川，建立新的中國。”“貴州最容易建設，也最應迅速建設成為民族復興的一個基礎。”“我們云南全省同胞，對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負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無論就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看來，云南種種條件都具備，可以作為復興民族最重要的基礎”等對四川、貴州、云南三省表示重視、希望及勉勵的詞句。但這些表白和詞句仍是片面的和不系統的。隨著蔣介石在西南三省所呆時間的延續，也隨著他對西南三省地勢、氣候、礦藏、物產以及民眾意愿的進一步了解和認識，還隨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的撤出四川，更隨著國民黨中央勢力對西南三省的深人滲透以及對該三省政治、經濟、軍事、財政控制的加強和鞏固，蔣介石對西南三省特別是對四川的認識才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也于此過程中逐漸形成并越來越堅定且在他離開四川之前完全確定了下來。8月11日，蔣介石在峨嵋山軍訓團為受訓團員作了題為《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歷史與本團團員的責任》的訓話，訓話對云貴川三省光輝的革命歷史推崇備至，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與贊揚，蔣氏稱“在建立民國的革命事業上，川滇黔三省，實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四川，實為革命的發祥之地，這實在是中國革命歷史中四川最光榮的一頁。”10月6日，蔣介石在成都出席了四川省黨部擴大紀念周并于會上作了題為《建設新四川的根本要道》的講演，講演再次強調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與國家治亂、民族興衰的密切關系，第一次明確、公開地提出了四川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復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的思想。蔣介石在講演中稱“我自入川來，直到昨天為止，留心體察四川的情形，總覺得我們中國其他任何一省，都比不上我們四川。你們看四川的土地“大而又肥美，所產的東西，不僅種類繁多，幾乎無所不備，而且量多質美，更為別省所不及。……尤其是山川形勢的雄偉奇峻，格外難得。……再加氣候之溫和，和人民之眾多與勤勞優秀，更增加四川之偉大。四川因為有如此偉大優良的自然環境，與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礎，實在是我們中國首屈一指的省份。……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方面，實在不愧為我們中國的首省，天然是復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倘若四川不能安定不能建設起來，整個國家也就沒有富強復興的希望。所以，四川之治亂即中國興亡之關鍵，今后四川決不可亂，一亂國家就要亡。”如果說蔣介石的上述表白還不足以說明他已下了最后決心定四川為抗日根據地的話，那么，兩天之后蔣介石在成都作的另一次題為《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的關鍵》的講演，則更充分、全面、明白、肯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大家要曉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嚴重，在大戰爆發以前，華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樹立偽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們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夠安定，長江果能統一，腹地能夠建設起來，國家一定不會滅亡，而且一定可以復興日本人無論在東四省或者將來再在華北弄什么偽組織，都不相干都不足致我們以使“死”命！我們今后不必因為在華北或長江下游出什么亂子了，就以為不得了，其實沒有什么！只要我們四川能夠穩定，國家必可復興”

　　在這里，蔣介石既說明了四川在對外戰爭中的重要性，也分析了戰爭爆發后中國可能比現的種種情況，還談及了他對國防的意見。最后，蔣介石明白無誤地宣告在對日戰事發生后，無論中國出現什么情況，何種困難，但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國家必可復興，“其實不必說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們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是大有可為。”函至此，蔣介石以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確定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