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歷來有尊老、敬老的傳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多少往圣前賢追求的一種社會理想。家家有老人，人人都要老，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面對猝然來臨的老齡化浪潮，如何積極應對，是關系億萬群眾民生福祉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課題。

因此，我把今年調研的重點確定為老年人保障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不久前，我帶隊先后到浙江、安徽調研，以期探索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東部和中西部地區解決養老保障與養老服務問題的路徑。

我們先后聽取了兩省、市領導和相關部門負責人的情況匯報，視察了市級福利中心、街道和民辦老人公寓、農村敬老院，向市、區和街道的干部、養老機構的負責同志了解這三種分別由市政府、街道和民資、農村集體組織舉辦的養老機構運行情況，還與生活在那里的老人拉家常，傾聽他們對搞好養老服務工作的建議。這次調研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幾家民辦養老機構，特別是六安市的兩個下崗姐妹，利用閑置校舍和廠房辦起的愛心老年公寓，服務對象主要是“三無”老人，雖然遭遇了資金短缺、難以為繼的困擾，但她們熱愛養老事業那份執著與堅守的精神，讓我和同行的部委與省市領導深受感動，正是這些默默無聞的愛心人士，用自己的行動實踐著“替天下兒女盡孝，為黨和政府分憂”的諾言。

養老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社會問題。“十二五”時期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重中之重是要進行結構調整和解決民生保障與社會事業短板問題，讓老百姓敢于消費，從而引領國民經濟走上內需驅動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現在的老人絕大部分經歷了民國、抗戰、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是一個飽經風霜磨難、特別能吃苦耐勞、曾經支撐起我們國家和社會發展進步脊梁的偉大群體，而他們創造財富的時候，正趕上我們重積累、輕消費，長期維持低工資水平的計劃經濟時代。因此，保障他們晚年的幸福安康，理應成為各級政府的責任，也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承擔起來的責任。

這次的調研堅定了我對老年人保障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一些觀點和想法。一是要明確政府的主導地位，“十二五”時期國家財政要大幅度地提高對養老保障與養老服務的投入。在某種意義上說，政府就是為弱勢群體設立的，而老人特別是失能老人，往往是弱勢中的弱勢，政府和農村集體組織舉辦的城市福利中心、老年公寓及農村的敬老院，首先應該接納“三無”、“五保”老人，做到“應保盡保”，真正使“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我國目前的財政狀況足以支持這部分老人的養老需求。同時要防止政府出資興辦的養老機構成為新的形象工程的傾向，堅持保基本、重公平、可持續的原則，政府舉辦的養老機構條件不能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此外，在養老機構內要提倡老人之間的互助，有條件的農村敬老院可以適當安排一些娛樂性的生產勞動，以減輕政府的負擔。

二是鼓勵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民間組織和個人舉辦滿足不同層次需求的養老機構。政府主導并不等于政府包辦，而應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興辦養老服務機構的積極性，即使是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或給予床位補貼的辦法，其成本也遠遠低于、效率也遠遠高于政府自辦。因此，政府要對民辦養老機構一視同仁，納入城鄉規劃體系，在建設用地、配套費用、稅收等方面予以減免和優惠。同時，要打破各種條框限制，允許民辦養老機構適當贏利和分紅，保證其可持續性。

三是要創新社會管理的體制機制，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和有效的服務。基于我國的國情和傳統，居家養老仍然是大多數老年人的首選，因此，要加大政府主導的城鄉居家養老服務平臺建設和隊伍建設，大力發展居家養老服務業。我國的養老服務業剛剛起步，不要只把養老服務作為負擔，這更是一個朝陽產業，據有關部門的估算，我國養老事業大概能夠創造超過千萬的新增就業崗位，除3%—4%的老人在機構養老外，其他居家養老的高齡老人、失能老人、空巢老人的信息化管理、醫療救助、配送餐服務、精神護理和心理慰藉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市場和商機。

四是努力形成全社會尊老、敬老的合力和氛圍。關愛今天的老人，就是關愛明天的自己，全社會都要樹立為老人服務光榮的理念，切實提高養老服務人員的社會地位與工資福利待遇，開展職業化培訓與準入標準的認證。我比較認同浙江推出的“時間銀行”做法：志愿者通過為養老機構提供無償服務，為自己累積享受同等時間的服務，或者是健康老人到養老機構幫忙，等自己失能時同樣可以得到別人的照顧，這體現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互助共濟的傳統美德。同時，浙江省實行的由地稅部門向企業征收養老保險費、農村復轉軍人軍齡視同參保、社會保障一卡通等實踐和探索也值得其他地方學習和借鑒。

五是應實施基本國策拓展戰略，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將積極養老、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擴展進基本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