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川達縣遭受“7·18”洪災，該縣龍會鄉沿溪口村多戶農民房屋受損，其中何志貴等6戶村民受災嚴重，經當地鄉政府報告，由國家補助每戶1.1萬元災后重建資金。近日媒體報道，該村村委會竟以修建辦公室之名，強行“捐”走受災農戶每家5500元，也就是拿走了受災戶應得救災款的一半。“樂觀”的網民說，這個村的村官還不錯嘛，畢竟還給受災群眾留下了一半重建家園的錢。是的，在沒有最糟只有更糟的農村基層貪腐惡行中，能給村民留一半好處的還真算“良心未泯”的了。

村官是官嗎？還真不好說，若就國家行政編制而言，“村官”非公務員，無階無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官”。全國60多萬個行政村，90來萬村支書、村主任，在權力金字塔的底端，正是這個龐大的群體最直接地管理著9億多農民，支撐起整個權力體系。村官處于權力末梢，但“縣官不如現管”，無論是農牧、水利、衛生還是計生等部門的工作，最后都要他們參與才得以落實，而各種惠農政策以及社會福利性、救助性工作，也要經他們之手來進行利益分配。

可怕的是，這樣一種堪稱全方位的權力卻因其表面上的“小”，常常缺乏任何監督來加以制衡。正因如此，村官一把手，每每堪比土皇帝，無論是經濟發達地方的土地補償款，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國家下撥款物，要不要截留、截留多少比例，村官能一錘定音，能說一不二，像我老家村子里的土地被一些高污染的企業征用后，給的一點補償款，就被行政村村委截留了一大半。

隨著政府對欠發達地區惠農力度的加大、社會對西部欠發達地區獻愛心熱情的高漲，政府的“溫暖”與社會的“慈善”能不能不打折扣地送到農民手中，也就看村官這“最后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