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是嚴格管理。什么級別配車、配什么車，都按規定來；公車什么時候用、用來干什么都受規章制約。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嚴格來說也稱不上改革，而是屬于管理范疇，最多算管理的改革創新。但在實際上這種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權力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強大力量，使有關規定規章早就被突破，再依靠權力自律收回現有福利，難于登天。

公車改革所以屢陷困境，原因就在于，改革的動力、改革的主體等方面與社會公眾的期望基本都在擰著勁，要車改就必須把這些根本問題厘清。地方政府改革的動力在于財政壓力，公車每年支出增加，既養車又養司機、公車使用效率低下、公車私用與浪費嚴重。公眾期待的動力在于，納稅人的錢不可以這樣揮霍。目前車改的主體基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就很難從根本上觸及既得利益者利益；我們期待有超越既得利益的力量成為車改的主導，才可能真正實現改革的科學性、公平性以及節約等，但目前為止沒有一方主動或被動引入這支力量。

公車改革上述三種模式已被試驗了好幾回，除此之外，有沒有一種科學的車改模式？一定存在。關鍵是沒有哪一位車改主導者想這么去做。在這個意義上，未來幾年各地陸續啟動的車改，如果不能進行車改模式的科學化探索，仍然是在上述三種模式中打轉轉，換湯不換藥地改革一番，就不僅沒必要，也不值得向衣食父母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