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圣人們對此另有一番見解。 《莊子》有云：“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說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重于對道德禮儀的宣揚，而疏于對人性、人心的了解、體察。在這一點上，孔子深諳其道，著名的“子貢讓金”和“子路受牛”的典故說明了這一點。當時有很多魯國人流落在外為奴，按照魯國法律，如果有人解救魯國的奴隸，那么就可以得到贖金。有一次子貢贖回了一個魯國奴隸，卻堅辭了政府返還的代償贖金。不少人歌頌子貢的德行，但是孔子卻給予了嚴厲批評。孔子擔心地說，子貢把道德拔到了一個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原本符合道德的收回贖金現在變得不道德了，那么以后也不會有人替同胞贖身了。但是，對另一位弟子子路收下溺水獲救路人贈予的一頭牛，孔子卻大加贊賞。他說，這樣讓見義勇為的人看到好處，以后做好事的人會越來越多。無論是對子貢的批評還是對子路的褒揚，孔子都是出于最現實的道德踐行的考慮：只有能夠鼓勵越來越多人行善，有助于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標準，才是正確的道德標準。否則，不過是華麗而高調的道德表演，其結果只會破壞最堅實的善意土壤。

所以，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即便那位82歲的老人不是為了“教育青年”，就是想要一個表揚，其實又有何不妥呢？畢竟老人家冒著生命危險，從河中救起了一條生命。所謂“好人好事有人夸，壞人壞事有人抓”，這是再樸實不過的愿望。卡耐基《人性的弱點》里講過這么一個故事，一位農婦勞作一天后，為剛收工的男人準備了一堆干草當做晚餐。面對憤怒的男人，農婦說：我怎么知道你會在意呢？二十幾年來，我一直做飯給你吃，從來沒有人說什么。故事可能是虛構的，卻說明了人在長期得不到認可和感恩下所產生的逆反心理。按照傳統的 “道德審美”，做好事不應該留名，即便被“意外”表揚、表彰了，也要擺出一副受之有愧、卻之不恭的謙遜狀來。其實太史公早有留訓，“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但是為何幾千年后的今天，做好人好事反倒成了一樁動機閃爍、表情忸怩的事情呢？

無論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都需要現實的道德標準和切實的道德激勵機制。因為，道德不應該是 “凡人勿近”的，善行應該被感念于心。道德社會學，其實從來不是什么簡單的單方施予，而是一門復雜的關于 “施與受”的道德循環學。

最近，一位老人因為一位女孩沒給其讓座，一憤之下直接坐在了女孩腿上的舉動，為什么會引發網友們幾乎一面倒的批評？因為“讓座是美德，但落座也是權利”， “逼位”的做法其實是將道德行為的索取看得理所當然、義務化了。關于這一點，盧梭在他人生的最后書作《孤獨散步者的遐思》里，有過坦率的心靈表白：“我為自己做好事，結果卻招來一系列義務，最后變成了一種負擔。于是，我時常感到做好事沒有一點樂趣……一件事情只要是帶強制性的，它盡管符合我的愿望，但也足以使我的愿望消失，使之逐漸轉化為厭惡之情，甚至強烈的反感。”可見，善心也是需要呵護的。

亞當·斯密說過，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旁觀者。無論是出于虛榮而要索取表揚，還是出于驕傲而尋求肯定，追索道德善行意義的背后，其實為著內心的平和與安寧，這也是追究這個問題的終極價值所在。(支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