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縣人民法院最近審結四宗女童性侵害案件。據了解，這些遭受性侵害的女童，父母均外出打工。(7月6日《羊城晚報》)

留守兒童是伴隨農民工的出現而出現的，隔代撫養等異于常態的社會變遷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而它的危害遠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筆者的家鄉在湖南西南部一個小縣城，全縣人口接近100萬，外出務工人員多達30萬。在不少村落，精壯勞力常年在外打工，留守的基本為“6061部隊”(即60歲以上的老人和10歲以下的兒童)。留守兒童雖有父母，卻等同于在一個不健全的家庭中長大。這類家庭抵抗外來風險的能力極弱。與此同時，鄉村的基層政權、教育機構也無法承擔起“保護者”的角色。留守女童屢遭性侵害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發生的。

相比之下，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由于留守兒童正處于成長發育的特殊時期，而他們又無法享受到來自父母近距離的親情關愛及價值引導，另一方面，很多鄉村老人自己尚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日新月異，更遑論進行好的隔代教育。三代人的觀念沖突集中反映在非常態的家庭教育中，這非但不利于留守兒童的健康發展，反而極易造成留守兒童的心理困擾。扶風縣幾位留守兒童相約自殺，就是心理不健康的極端表現。

有梅縣的專家批評說，全市還沒有一個專門針對留守兒童遭受侵害后進行救助，包括心理干預的專門機構。但即便建立此類機構，也屬事后彌補。事后彌補固然是重要的，但事前干預和事中介入更重要。留守兒童更需要預防和制止不法侵害或極端事件的發生。

也有專家建議，改變雙親外出打工的模式。他們列出的研究數據表明，留守兒童在小學階段有母親陪伴最好，在初中階段則父親陪伴最好。但這樣的建議在鄉村鮮有可信度，因而也失去可行性。父母外出打工，絕大多數都是為生活所迫。若是可留一人在家，兩人均不外出豈不更好？單親打工或許能部分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但勢必又引發夫妻間的分居問題。因夫妻分居城市鄉村而引發的悲劇，更為常見，而夫妻矛盾一旦爆發，受傷害的同樣包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