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這種手法能有用，基本上就是“逼捐”之后的那種心理。在很多人心目中，富人或者企業是必須要有社會責任的，這個社會責任很難界定，基本上處于那種平時里可以承擔社會出氣筒、被群體敲打的沙袋、背著為富不仁的罵名，但只要是一有事發生，他們則必須做出表率的的責任。

當然，既然從社會獲得了夠多的財富，承擔一些這樣的責任也不是不可以，但這個不能成為設立某種底線的理由。慈善這件事之所以是慈善，就是其中并無強制性在其中，一旦強制了之后，在政府而行強制就算是官方的打劫、在民間而行強制算是民意的綁架，在這種輿論上弄個底線出來，就算是輿論的強暴了。

如果這種強暴再加上我們這里古已有之的均田地的思想、外部又有個具有強制力的政府，這個社會責任底線說不定就真的能成真。而且我寫到這里的時候，可以分明的感受到將要有讀者在后面回復道：他們賺那么多錢，捐點怎么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財富本身是不安全的。

其實很多人并不理解，綁架富人或者逼著他捐錢什么的，并沒有能夠提高我們這里的慈善指數，更多的是讓社會本身對于財富的不安全感增加、破壞慈善最基礎的東西。說到底，真的要有這么一天可以強制有錢人去弄那個啥責任底線，這個社會就會很可怕了，因為保證不了他們不捐權利的社會，也就等于是保證不了我們每個人自由支配財產的權利。（五岳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