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昨日武漢媒體報道，武漢一家國有拆遷公司數名高管與社會閑雜人員勾結，采取偽造房屋拆遷資料、虛增房屋無證建筑面積等手段，在短短5個月內騙取國家拆遷補償款高達1248萬余元。檢方發現，31家被拆遷戶的無證建筑面積均被人做過手腳，每家憑空多出了30萬-50萬元補償款，被上述一伙人瓜分裝進了各自的腰包。武漢市檢察院已對相關涉案人提起公訴。此案也是武漢首次披露的拆遷公司工作人員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大案。

坐在辦公室里偽造幾份資料，就可以大把分錢，甚至請幾個清潔工假冒委托人簽字，一次騙取國家拆遷補償款53萬余元的差價，也無人注意。涉及拆遷的資金流動數字相當龐大，卻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使得這些人撈錢真是太簡單太容易。

近日另有媒體報道，陜西乾縣一位拆遷公司股東自曝行業內幕：拆遷一個項目，利潤率有的達到300%-400%，僅給中間人的回扣，有時就高達數百萬，而拆遷公司短短幾月也能賺幾百萬。這位股東說了一句實話，“這其實是一個暴利行業！”這個判斷早已為公眾所熟悉，而在武漢這起案件曝光之后，我們也許該得出一個更進一步的判斷：拆遷不僅是暴利行業，而且還是嚴重缺乏監管的暴利行業。

拆遷公司何以成為監管“飛地”？原因并不難找。因為圍繞拆遷發生了許多不正常的故事，對主導拆遷者來說，讓被拆遷戶順利搬遷是最大的成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可以不計成本，甚至不惜動用非法的手段。除此之外，就沒有什么值得其煞費心機了。武漢的案例中，一個“社會閑雜人員”之所以能夠贏得國有拆遷公司的青睞，就是由于他在對付拆遷戶時顯得特別有辦法，從而為其上下其手大肆撈錢打開了方便之門。只關心拆遷戶是否聽話，不大關心拆遷公司和拆遷人員使用了什么手段，從中撈了多少好處，拆遷的暴利鏈條可以說正是在這種畸形行政下生長出來的。

拆遷的暴利鏈條滋潤的當然不只是拆遷公司一家。在作為發包方的相關部門和單位外，還活躍著一批中間人，包括要拆遷的村子的負責人、開發商、拆遷主管部門的負責人、相關領導的親戚朋友等……而與吸附于暴利鏈條滋潤生活的人對比，拆遷的最大利益相關者，卻往往是另一種命運。

6月1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天津南開區一家三口5年遭遇兩次強拆，房主拿斧頭砍傷了兩名城管，被控“妨害公務罪”。這個女主人為盲人的家庭，其實并非所謂“釘子戶”，他們僅僅是希望開發公司考慮其實際情況，能分到兩室一廳，而拆遷指揮部只承認給其一套一室一廳的公寓。這并不是個案，拆遷中，被拆遷戶幾乎每取得一寸微利，都要付出很大代價。一方面是錙銖必較，另一方面卻是暴利，是管理粗疏得連一紙委托書都懶得用心審查，很難想象這兩個方面是怎樣統一起來的。更讓人糾結的是，被拆遷戶才是真正的利益之源，沒有他們的房子，一切暴利都將無從談起。

如同我們多次看到的，拆遷的暴利鏈條往往摻著血絲，讓帶血的暴利鏈條長期存在，是社會的恥辱。“一條人命一般十幾萬就能搞定”，“膽大、心黑、有錢”，這是那位拆遷公司股東干了十幾年拆遷的“最大感受”。“膽大”、“心黑”的人“有錢”而且活得非常滋潤，一個社會應具有的起碼的道德感又如何建立得起來？

城市要發展，合法拆遷無可厚非，但由此催生一個暴利而且嚴重缺乏監管的行業卻極不正常。改變這種局面，只說“加強監管”是沒用的，必須把畸形的行政校正過來，使其回歸為公眾服務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