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開條例》明文規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的”，都應當公開。公務接待費屬于公帑，與民眾利益息息相關，公款多吃喝一點、接待超標一點，民生福祉就可能受損一點，所以，公務接待費顯然非常符合法律要求的公開范圍。此外，剛剛修訂的《保密法》規定，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絕密級不超過30年，機密級不超過20年，秘密級不超過10年，即使按最上限的“絕密”比照，公務接待費的壽命早已超過30年了，這筆費用的開支明細也該進入自動解密期了。

無論從共和國60年的發展軌跡，還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軌跡看，法治是國家與民族文明演進的主線之一，法治不僅要“治”廣大公民遵紀守法、尊崇法律、培養公民精神，更要“治”政府、公權遵紀守法、敬畏法律、尊重民權。公務接待費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維系政府部門的正常運轉，但也藏匿著公款吃喝、鋪張浪費、貪污挪用等種種腐敗行徑，所以，“公務接待費不公開”這一法治建設、政治文明建設道路上的釘子戶，到了該“依法拆遷”的時候了，讓公開產生的力量來對公務接待費激濁揚清，留下好的祛除壞的。

對它們的“拆遷”，不宜一刀切式地強行拆遷，可是起碼應該像部委曬賬單一樣，由全國人大定個時間表，“逼”著政府部門自行拆遷，可以循序漸進，但不能再抱著猴年馬月的“國家機密”當擋箭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