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著這種邏輯推理下去，殺人者就會漸漸被描繪為一個反抗體制、反抗不公的英雄，那些潛在的犯罪群體會在這種輿論不辯是非的同情中獲得一種非常惡劣的暗示

犯罪專家認為，犯罪是有傳染性的，如同疾病的傳染一樣，一種犯罪發生后，這種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復制效應。反思傳染的成因，我想到了轉型時期的矛盾沖突，想到了失去理性者的喪心病狂，想到了校園安全缺乏保障，想到了孩子最易受攻擊，還想到了一種為暴力和報復推波助瀾的輿論。這種病態的輿論，也在犯罪傳染上扮演了非常惡劣的角色，也應為校園血案的接連發生承擔道義上的責任。

記得南平校園血案發生后，立刻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上寫道：鄭民生醫術高明，挽救過不少人的生命。據說因無力購房，戀愛十余次均告敗，42歲仍單身。不要說他精神有問題，個人的精神問題大都傳染自社會的精神問題。是什么使得同樣一只手從救人到殺人？

這種將問題指向體制的邏輯看似深刻，貌似充滿辯證和站在道德高地上，卻隱藏著一種讓人不寒而栗的邏輯：問題都在體制，弱者從救人到殺人是被逼無奈的反抗，反抗即正義，弱者的報復是有道義借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