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坦言在這些事件中，對新員工的人文主義關懷不夠，管理存在一定的責任。也許，富士康在管理上確實存在一定漏洞，但是，且不論其深圳廠區便有數十萬人之多，抵得上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龐大的人口基數大大增加了各種意外事件的概率，我想表明的是，如果調查原因確實公正的話，在這樣的事情上，企業真的不能負無限責任。一個再偉大的企業，一種再溫情的管理，也無法對每一個人的情感波動負責。

有人指責富士康，為什么不能采取措施，對新入職的員工進行培訓，通過團隊活動來增加他們對自己負責、對企業負責的意識？為什么不能積極營造讓員工舒坦、開朗的生活環境？這樣的指責不過是書生之見，整個社會造成的問題不能由一家企業來承擔。不由想起了校園安全責任問題，在校園安全責任險出臺之前，很多學校不敢組織春游，甚至有些學校規定課后學生不能跑動，就是怕承擔安全上的無限責任。一味指責富士康對這家企業并不公平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而因此忽略并遮蔽了對社會真正存在的問題的反思。

更進一步說，時下，“妖魔化”似乎成了社會的一種思維狂歡，妖魔化知名企業，妖魔化公務員，妖魔化教師，妖魔化醫生……當整個社會的精英群體都遭到了妖魔化，這是一種怎樣的可怕圖景？而形形色色的醫鬧則讓人不得不感嘆，所謂群體的強勢與弱勢，很多時候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間發生了錯位，這只能說，我們的社會已經充斥了太多的戾氣，這才是真正值得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