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犯罪分子的親友，是犯罪行為直接受害者的親友之外，另一群直接承擔痛苦的人。畢竟，面對親人成為罪人，面對親人一手制造的死難，他們內心所受的煎熬、羞愧與懊悔，無直接關聯者恐怕難以想象。因此，在一些國家，會把犯罪者的親屬作為安慰的對象。不妨看看曾經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事。1991年，一名中國留學生盧剛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射殺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長和一名中國留學生，慘案驚動了中美兩國。但更讓人震撼的是，慘案發生之后的第三天，被槍殺的副校長安·柯萊瑞的家人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信件，信中寫道：“當我們在悲傷和回憶中相聚一起的時候，也想到了你們一家人，并為你們祈禱。因為這周末你們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驚……我們知道，在這時會比我們更感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愿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這樣，我們就能一起從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同樣，在2007年的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留學生趙承熙射殺了32名師生然后飲彈自盡，他和他的家長也得到了眾多陌生人的寬容與安慰。

這種寬容與安慰，并非濫施同情，凸顯的恰恰是文明社會的高貴之所在，也更加反襯出犯罪分子多么反社會、反人性。這也顯示出文明社會的自信──文明，始終是比野蠻、殘暴強大得多的力量。

總之，面對慘案，我們不可能讓時光倒流，重要的是努力去愈合那些被傷害者的傷口，而這些受傷的人不僅包括學生家長，也包括鄭民生的家人。如果我們在理解死傷者家屬悲痛的同時，也能夠用愛化解仇恨，用寬容消除株連，用悲憫克制濫施報復的沖動，才更有可能避免悲劇的重演，才更能讓文明、人性的力量壓倒野蠻與獸性。（易艷剛 新華每日電訊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