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7時20分左右，正逢孩子上學時間，南平實驗小學門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連續砍向13名小學生。受傷孩子目前正在南平中醫院和市立醫院搶救。目前行兇者已被警方拘捕。據悉，兇手原是一名社區診所醫生，疑似精神病患者。（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3、4版）

如果，我們僅把發生在南平實驗小學門前的這一幕慘劇，歸咎為一起突發校園公共安全事件，未免過于簡單了。縱觀這起慘劇始末，有一些發人深省的細節值得探究和反思。經調查，兇手鄭民生原是一名社區醫院醫生。他起床時曾說“我要自殺，我一個人死不行，要拖幾個人一起死”，并認為成年人不好殺，從而把目光鎖定在孩子身上。

眾所周知，精神病患者的親屬是其法定監護人，承擔著對其行為的監護之責。既然，鄭民生已經對家人透露出行兇作惡的不良動機，其親屬為什么對其作案企圖不加以警覺和防范呢？從社會層面來說，兇手鄭民生是在去年6月因患精神病而辭職的。也就是說，鄭民生患精神病是一個為一定范圍內公眾所知悉的事實，那么，從社區到當地民政、公安等職能部門，何以對其相對于公共安全的潛在危害疏于管理呢？

這么說，似乎有些“事后諸葛亮”。但實際上，社會對精神病患者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關注并非自今日始，《刑法》中就針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前置條件作出明確規定，如首先由家屬或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必要時，由政府出面進行強制治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