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視率”是否有代表性，值得質疑

那么，“收視率”從何而來呢？

據悉，時下已僅憑央視索福瑞公司一家對約5000名抽樣觀眾的調查為據。泱泱大國，13億之眾，區區5000人抽樣，究竟在多大意義上具有代表性？這很值得質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曾在文藝小組討論會上回答近百名委員的咨詢，發現竟無一位委員被抽樣調查；近日我在滬應邀為全國中小學文藝展演作美育講座，方知前來的數百名中小學校長和教師亦無一人被抽樣。據此，我想反過來質問：這種“收視率”豈不是剝奪了具有參政議政之權且熟稔文藝規律的文藝界全國政協委員和來自基層學校、最了解青少年兒童欣賞需求的中小學校長、教師在這方面的話語權嗎？更何況，“收視率”并不等于“收視質量”。抽樣是否具有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各年齡段觀眾的代表性？這是一個問題。再一個問題，對于一部電視劇的播出的價值預判說來，我以為珍視時代和人民哺育成長起來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美學觀歷史觀的專家的意見，尊重各階層、各職業、各年齡段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們的意見，要遠比現在一家公司統計的“收視率”明智得多。

以粗鄙的語言解構崇高，算有美學品位？

又如，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猶如一座寶塔。盛世包容，塔底塔座理應豐富多樣，只要是健康向上、給人帶來愉悅而不逾越中華民族力倡的道德倫理底線的，都可在其間擁有一席位置；但榮登塔尖起引領作用的，只能是那些能經受歷史和人民檢驗的優秀文化。這是不容含混的。

想當年，努爾哈赤這位女真民族的領袖起兵于東北，中經皇太極、多爾袞幾代人的拼搏，終于打進北京，坐了故宮，得了天下，也碰上了滿漢文化的沖撞課題。如何解決？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先是聽聽昆曲，似覺典雅，再開城門，迎徽班進京，讓安徽的徽劇、陜西的秦腔、湖北的漢劇等有影響的地方戲曲交融整合、優勢互補，終于形成了以西皮、二黃為基調的京劇。且看以故宮為中心，向東不遠有王府井的吉祥戲院，往西至西單有長安大戲院，奔南到前門是譚老板（鑫培）出沒的廣和劇場，去北至新街口前則是梅（蘭芳）家大院。由是形成了京城京劇的藝術磁場，故有“西皮二黃聲起，油然而生中華情懷”的“國劇”之說。

如今，因城市改造，劇場外遷，這磁場已需重建。但在寸土寸金的前門與珠市口間，卻巍然新建起了一座“劉老根大舞臺”。不是說，“二人轉”不應進京；而是說，在對文化的選擇和對藝術的倚重上，已經出現的棄典雅取世俗、輕思想重娛樂的傾向足以令人深思。今年央視春晚上被稱為“自編、自導、自演”加上“自吹、自擂、自評”為一等獎的那個小品，其實在美學品位上很值得推敲。“捐款”乃是人類一種高尚的慈善行為，其美感蓋源于捐款者的“真誠”。但這部作品卻有意無意地把捐款者說成“誤捐”（不真誠），且讓“親家”以一連串粗鄙的語言（諸如“你把寡婦捐到家來了，要不是寡婦，你還不捐呢！”“你我都是干柴棒，你一潑尿把我澆滅了……”等等）去解構“捐款者”的崇高。這樣的審美價值取向，實在有媚俗化、功利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