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公信力，可說是社會信任體系中最堅實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也發生動搖，被公眾質疑，那還能指望人們相信什么？維護學術公信力的責任，主要不在接受與享用學術成果的公眾，而在搞學術的廣大科研人員。因此，謹言慎行、嚴拒炒作，應當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銘。

“曹操墓找到了……”消息一出，立即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考古大討論”。并不是大伙兒忽然對考古來了興趣，而是疑心這件事被“高調宣布”的“操作過程”，暗藏著當地政府催動旅游熱、拔高當地GDP的目的，疑心這個發現是“利益使然”的炒作而非嚴肅的科學結論。即使后來不斷有大專家出面表態“這是真的”，仍難平息質疑。

這個現象說明了什么？至少說明，公眾以往對學術、學者的“篤信”，已漸漸被“疑慮”取代。學術和學者如果“涉嫌”沾上經濟利益，就可能影響學術結論的嚴肅性，甚至損害學術公信力。

有些學術就是不能沾上經濟利益

當然，對“學術沾上經濟利益”當作兩面觀。發展經濟、造福社會本是學術研究特別是科研開發的目標之一，在我國有許多科研成果成功地轉化成產品、擁有了專利，推動了產業進步，科研人員也由此致富，這沒什么不對；但問題是有些人、有些科研單位，沒能堅守住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信條，甚至違背誠實做人的根本原則，搞出許多似是而非、虛虛實實的“短平快”。比如納米技術還處在實驗室開發階段時，中國幾乎衣食住行卻都有了“納米產品”，出現速度之“快”、功效廣告之“神”，實在讓人生疑，這怎會不影響學術和科研的公信力？近年在社會科學領域，也冒出了“商業化學術”，比如當考古和古代名人行蹤遺跡的考證同開發旅游掛上鉤，問題就來了。許多“發現”和“認證”引發爭議，而拍案而起的那方也拿不出真憑實據，誰都能一眼看清那是在爭旅游賣點。這樣可笑可憐的口水仗頻頻開打，公眾又怎能不對學術的公信力生疑？

必須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以經濟功利為目的，許多研究就是人類求知求真的探索，但同樣有意義、有價值。這類研究，理應遠離世俗利益的干擾與誘惑。考古學就其學術準則與規范來說，顯然與經濟無關。2010年1月在北京舉行的2009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論壇，對引起爭議的這座東漢大墓，并沒有稱為“曹操高陵”，而稱作“安陽西高穴大墓”，這反映了主辦方的謹慎，也體現了學術定論的千鈞分量——即使已有許多專家認為“墓主的身份基本確定”，但只要沒有完全確定、不到“毫無疑問”，結論是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