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主張，不是反對少數專家關起門來鉆故紙堆研究學問。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一把火燒掉，總要有人研究，研究得好，研究得深，也是有意義的，也受人尊重，如馬一浮。在一個多元化的自由社會里，也應該允許公民有自己的愛好，比如劉夢溪先生酷愛六藝，這是很雅的一件事情，沒有什么不好。問題是不能將自己的愛好全民化。比如你喜歡吃紅燒肉，這是你的自由，你不能要求全國人民的飯桌上天天只有一碗紅燒肉。劉夢溪先生恰恰在將個人愛好推廣給全社會。他說幾年前就發表文章主張在小學設國學一科，內容以《論語》和《孟子》的選注為主，“搭建通向六藝即六經的橋梁”。這種主張如果得以實行，恐怕不是中華民族之福。

中華民族需要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應該是打破國界的，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先進的、有用的文化元素的雜交型文化。這是指制度和價值觀層面上的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它應該有利于器物層面上的文化，即生產力的大發展，快發展。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不僅與每一個人的利益密切相關，也與中華文化是否能夠真正得到弘揚密切相關。這里有兩層意思。在推動生產力發展這一方面，兼收并蓄的雜交文化往往表現出更加強大的活力，而近親繁殖的文化，也就是新儒家們所愛不釋手的純而又純的傳統文化如六經之類，則往往缺乏生命力，最后只能導致民族的式微，明代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六經這根苗上生發出來的龐大無比的理論體系，兩千多年來其著作堆山塞海，汗牛充棟，并沒有擋住中華民族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由于民族的羸弱，自1840年以來，我們的祖宗不知道有多少人吃盡了苦頭甚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他們會贊成現代儒家們的主張嗎？所以，我明確反對獨尊儒術的小國學，而擁護大國學的主張。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同時，要“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說明我們黨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