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理論素養的欠缺。作家主要運用形象思維，但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理論素養的支撐。事實上，許多優秀的作家都有深厚的理論修養，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和建立其上的文學觀。一些作家之所以低俗和平庸，與他們理論素養的欠缺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作家沒能意識到理論之于創作的重要性。有的作家公然宣稱自己不懂理論，并以此自居，他們炫耀自己的寫作就是“跟著感覺走”。在創作中，作家的確是“跟著感覺走”，但“感覺”卻有著高下優劣之分，缺乏理論素養的“感覺”，有可能是膚淺甚至是低俗的感覺。理論素養的欠缺，必然造成作家的局限性。一個缺乏理論素養的作家，面對紛紜復雜的現實生活，往往被現象所迷惑而不能自知，不僅缺乏深刻的藝術洞察力，甚至會將真善美與假惡丑倒置起來。以丑為美、以虛假為真實、以低俗為有趣的作品，并不鮮見。比如，把性開放當作思想解放，把人的動物性當成生命意識的體現，這似乎成了他們進行“下半身”寫作的理論根據。在他們看來，所謂人性就是這種動物性本能和性沖動，因此他們在制造這些低俗之作的時候，很是理直氣壯而毫無愧疚之意。

然而，人是集人性和動物性、善與惡、美與丑于一身的矛盾體。人的自然本能需要滿足，但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而凈化靈魂，提升人之為人的精神境界，發現真善美，鞭撻假惡丑，正是文學責無旁貸的使命和責任，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再者，讀者和市場一樣，是需要去“培育”的，高質量的精神產品，會逐漸培育出高水準的接受群體，而低俗的作品，只能培育低俗的讀者群，它所誘發的，正是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應該克服、拋棄的東西。

此外，創作需要精益求精，優秀的作家總是不厭其煩地對作品進行反復“修改”，因為修改的過程是作家的認識和體驗不斷深化、精細化的過程，它往往會使作家有新的重要發現，甚至會有意想不到的“神來之筆”，而我們現在有些作家，則津津樂道于自己的“寫作速度”。曹雪芹寫《紅樓夢》是“披閱十載”，而現在許多作家一個月就能寫一部四五十萬字的長篇，其功利之心和浮躁之態可以想見。這種粗制濫造的寫作態度，與文藝的“低俗化”傾向也是大有關系的。（封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