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國翻譯實踐的骨干力量是眾多的翻譯學者。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8年，我國內地培養出以翻譯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的博士約260名。然而，在這些翻譯人才中，真正從事對外翻譯的也非常少。任教于北京大學的辜教授多年來翻譯了一些中國傳統文學作品，還培養了9名翻譯學博士，這些博士現大都任教于國內高校。談及學者、教授擔任中譯外的重任時，辜教授表示，身為教授，往往無法抽身做翻譯，偶爾做，“也只是小型的”。

在國內翻譯青黃不接的情況下，國外學者的翻譯也是杯水車薪。辜教授解釋說，除了外語水平，翻譯還必須基于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國際譯聯副主席黃友義指出，翻譯不是簡單的兩種語言的轉化。中國古代文學翻譯由于語言文字的特殊性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譯者不僅要外語水平高，更重要的是要對中國的整個文化傳統思想有深刻的了解，這使得“外國人將中文翻譯成外文的門檻非常高”。“當然，國外翻譯家也還是不少，但誤譯的成分很多。”辜教授說，“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他們習慣了西方的思維方式，想要徹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也是有困難的。”

以文化精髓為目標

“沒有翻譯，談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是句空話。”黃友義指出。沉淀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不應只屬于中國，翻譯人才的奇缺是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而這可能需要幾代人的付出才能扭轉，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明確目標和方法。

“輸出中國文化最終應以輸出傳統文化的精髓為目標。”辜教授說，“中國文化的精髓包含若干方面，但最核心的是價值觀，尤其是道德倫理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體現在許多傳統學說中。”所以，文化的對外輸出并不是簡單的將盡量多的中國圖書翻譯出去，而是有針對性地、集中地翻譯能夠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經典著作。

已經翻譯成多種語言的中國傳統經典著作《道德經》僅次于《圣經》的發行量證明了不同的文化價值觀也“具有很大的文化沖擊力”。從這個層面上說，日本的文化傳播之路值得我們借鑒。日本文化常常被西方國家認為是東方文化的代表，“日本在文化輸出方面投入非常大，出版業非常發達。”對比中國的文化輸出，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必須深入進行中西文化比較，了解不同讀者對中國文化有不同的需求，不能指望所有的書銷量都大。主要還是要對準讀者群，然后再慢慢擴大影響。”辜教授表示。（段祖賢 舒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