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看過國家總督學顧問陶西平先生抨擊中小學作文教學“撒謊”，乃至群公奉和、一致聲討，筆者感覺有點費解。作文課又不是公民課，怎么也不允許“撒謊”了？

“撒謊”者，虛構也。寫履歷書，報先進事跡，填困難補助表，學子誠然虛構不得，必須一是一、二是二。否則就叫道德缺失，會損及信用記錄的。至于記敘文寫作，五花八門如“我的母親”、“難忘二三事”、“有意義的一天”，旨在培養書面表達能力，我想在通常場合下任由孩子們寫真寫假、虛構實構，又何必去計較。

只有老師規定作業是撰寫傳記或新聞通訊時，才須紀實。但這類規定，我在中小學生涯一次都沒有碰上。當然我是讀到初三就因“文革”停學的，但聽念到高中畢業的學長說，也不過偶一遇之。總之，虛構是常態，寫實是例外。

課文是學生的范文。看看語文課本里面那些生動有趣、足以驅散學子睡意的小說，十有八九屬虛構。我們讀過《孔乙己》———“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里當伙計，掌柜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卻因短衣主顧“嚴重監督之下，羼水也很為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柜又說我干不了這事”。魯迅幼時是否在家道中衰后站過柜臺，做過羼水的酒保？當年也稀里糊涂，待年長方知哪有這回事，純系大師“創作”罷了。再看外國的，《最后一課》也是小孩兒自述貫穿全篇———整日調皮玩耍的“我”，連普法戰爭的隆隆炮聲都充耳不聞，終因老師的教誨而感受到戰敗割地之痛，而警醒過來。這個“我”，也絕對不會是作者都德。蓋因都德誕生于1840年，到1871年普法戰爭收場該是31歲，再沒資格來念小學的。

創作允許虛構，是一種常識。甚至，像老舍筆下的《月牙兒》，那里面的“我”終于在黑暗社會的逼迫下，跟著母親一步步當上暗娼。那就不只家世，而且連性別都跟作者接不上榫兒了。卻誰也沒有來指責作者這樣的大跨度虛構為“作假”。創作也需要“打假“，但那只是戒絕抄襲。

作文課的求“真”，我的理解，就是要求學子善于從社會生活中萃取，令人讀來感覺真實可信，而非編排情節拘泥于真人真事。“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魯迅語），竟然讓孩子拼湊得起來，虛構出個活角色來，惟此方是語言表達能力的訓練。

跟當過語文老師的《中學教育》原副主編楊云棠聊及，他補充說，讓孩子虛構，那還是思維能力的培養途徑，因為讓孩子開發了豐富的想象力。就是嘛，我贊同。（司徒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