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黨和國家都很重視科技創新問題，投了不少錢搞什么‘創新工程’、‘創新計劃’等等，這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創新思想的人才。問題在于，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我看，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

“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帥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創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

這是人民日報前不久刊登的《錢學森的最后一次系統談話》文稿中的兩段話，有人把這次“系統談話”，稱為錢學森的“臨終遺言”。盡管從字面看，錢學森批評的是中國的大學教育，而且“談話”也是最先在大學、在教育界激起了強烈反響，但是，造成培養不出“具有創新思想的人才”，“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種尷尬局面的，難道都是大學的責任？恐怕大學想承擔都承擔不起，因為這個問題的確像錢老所說“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大到絕非大學能夠單獨擔責的程度，也絕非靠其一家之力能夠有效解決。如果“系統談話”僅在大學里激起一陣波瀾之后就歸于平靜，那么九泉之下的錢老肯定會繼續抱憾。這個關乎中國國運、民族前途的大事，理應引起全社會、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足夠的關注、憂思與重視，需要從歷史、政治、社會等各個方面，真誠而不是敷衍、深刻而不是膚淺地探尋“病根”，然后多管齊下，盡快對癥施治。這是決定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復興的根本，因為唯有激勵思想創新的機制和代代綿延的創新人才，才是保證經濟持續繁榮、社會不斷發展的核心力量。

由錢學森對“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現狀表達的強烈不滿，筆者想到了中國現代的另一位智者----馬寅初。50多年前，恐怕連馬寅初自己也沒想到，一部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新人口論》會激起滔天的巨浪，招來了無情的口誅筆伐。而這位被強“請”上批判大會的北大老校長，并未為自己的標新立異而膽怯，面對桿桿“投槍”，他擲地有聲地回應：“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為什么能如此泰然自若？因為這位智者堅守著自己治學的基本準則，而“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難，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難”就是這一準則的生動表達。

馬寅初把“言人之不敢言”作為終身追求，錢學森為“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而痛心疾首，雖然時隔半個世紀，但兩位智者，彰顯了共同、共通的精神境界。一位在社會科學領域，一位在自然科學領域，馬寅初、錢學森，不僅“敢言”，而且“力行”，執著地上下求索，孤獨地攀爬科學高峰，為民族樹立了永恒的典范。

90多歲的錢學森，在病榻上，講了最后一次“別人沒說過”、“不敢說”的話，為國家、為人民留下了最后一筆珍貴遺產。相信受到強烈震撼的絕不僅是大學、教育界，凡是關心中國前途與命運，對民族復興大業懷有一份責任感的人，都不應也不會對錢老的憂思無動于衷，更不應也不會讓馬寅初、錢學森永遠孤獨。（吳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