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歲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平時以走街串戶賣豆餅為生，11月6日她在賣豆餅途中撿到1700元現金，幾經周折找到失主后，失主卻堅稱丟的是8200元，并且要求她返還另外6500元。雙方各執一詞，結果失主把周翠蘭與一位目擊者都告上了法庭。（11月26日《揚子晚報》）

又是一起做了好人好事之后反被起訴的案例！在這段被稱為“后彭宇時代”的時間里，我們目睹了一起又一起這樣的事件，每起案例都如一把把利刃一般，刺痛著公眾神經、消磨著公眾的善心。我們反問自己：像拾金不昧、攙扶老人這樣的事件，自己還有沒有勇氣去踐行？

如果我們攙扶起了老人，可能被起訴為“推倒了老人”；如果我們將撿到的錢包還給了失主，我們可能被起訴為“盜竊”——雖然荒謬，可這就是社會的現實。于是，公眾不愿看到的場景發生了：今年2月15日，南京一位九旬老人癱坐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二十余分鐘，無人扶起，甚至是無人問津（2月16日《揚子晚報》報道）；11月19日，山東淄博，兩個好心人撿到錢包，里面有現金、身份證及各種卡，可兩個人都不敢去尋找失主，他們說，即便是做好事，也怕有嘴說不清，于是只能求助于報社。（11月20日《魯中晨報》）

左邊是好人好事，右邊是自我保護，我們應該選擇哪一個方向？沒有希望社會的公共道德就此淪喪下去，更沒有人希望拾金不昧的故事將永遠發生在傳說之中。可是，當社會的丑惡一面將所有的善心都揮霍殆盡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社會就將步入一個與好人好事無關的年代了。

在老子對“小國寡民”世界的描述中，我們了解到，有一種社會公德的評價標準叫做“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然而，這種美好的道德將永遠停留于歷代知識分子對于“大同社會”的遐想之中了。于是，歷代知識分子一般都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慨。同樣，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也可能會因為沒有人去拾金不昧、攙扶老人而發此感慨。

“做了好事，請先保留證據”——在彭宇案之后，這是律師們經常給我們提及的一個前提條件。這真是個絕妙的諷刺：法律是解決社會道德底線的，而好人好事是社會公德最高層面的，兩者竟然可以相提并論、混為一潭？所以，律師們所建議的，充其量只是個善意的提醒，但是對于社會道德的提升而言，根本就是于事無補的。至少，做好人好事都應該是內心自發形成的，是純潔的，是不應受到任何污穢思想玷辱的。

“彭宇案”已經有兩年有余了，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也不知道“彭宇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我們只聽到了相關部門的“私了”說，至于其他，則沒有任何消息。或許，今年發生的“賣豆餅老太撿錢案”就是“彭宇案”的一個繼續吧——如果相關部門再以“證據不足”為借口，對案情結果敷衍了事，勢必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公德危機。某段時間后，拾金不昧將永遠成為一個傳說。為止，我們期待著南京公檢法部門給“賣豆餅老太撿錢案”一個合理的答復，為好人好事“正名”一次。（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