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達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參事王維平的認同。

　　北京市政府參事、垃圾處理專家王維平：“比如說挪威和瑞典，還有哥本哈根，這些國家他們垃圾的總費用支出，據他們介紹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處理上，收集運輸處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方面。”

　　王維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處理費用上的支出，絕大部分確實用在了環衛作業或建設新的垃圾處理設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設想垃圾管理理念，從源頭減少垃圾產生才是垃圾處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處理壓力下，選擇焚燒實屬無奈之舉。

　　王維平：“我覺得垃圾的減量化合資源化，主要不是技術問題，而主要是管理問題，我對這個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推進的速度也不滿意，因為這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類建議并四處奔走的李皓，對今天國內的垃圾分類狀況也非常失望。盡管大部分社區都放置了分類垃圾桶，但李皓認為，分類垃圾筒只是一種形式，而垃圾最終是否能被分類，關鍵在于每一類垃圾要與它后面的運輸和處理掛鉤，這正是目前國內的垃圾分類所缺乏的。

　　環境學者李皓：“怪來怪去我還是怪就是環衛部門，因為老百姓說，我開始分類投放了以后，你來一輛車把所有的分類的桶里邊東西混著倒，搞得大家現在，老百姓習慣也給毀了，大家沒把的當成，沒認真做這件事。”

　　對于李皓的這種指責，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的王維平也有著自己的看法。

　　王維平：“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問題呢，（垃圾分類）分屬若干個部門，比如說凈菜進城由農口管，我們管不了，這個廢品回收由發改委負責，限制包裝這些都是減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裝由商務局負責，而我們又負責垃圾分類和末端的處理。”

　　不過王維平告訴記者，為了繼續推動垃圾分類減量，北京市剛剛成了一個名為“首都環境建設管理委員會”的機構，專門協調各個相關部門的工作，以前“各自為政”的局面將徹底被打破。

　　王維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個部門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強綜合協調力，你不管你是商務局你還是發改委，還是農委，總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實上，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在反對垃圾焚燒廠建設的同時，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問題。在環保公益組織自然之友的幫助下，六里屯的居民正在進行垃圾分類的試點活動。

　　環保志愿者張伯駒：“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員說，垃圾分類可以做，做完了以后又倒到同一個車里拉走，就是大家總是會覺得這是個最大問題，那么我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突破，最后我們達到的是去填埋場的這樣一個垃圾量要比之前產生這個混雜的垃圾量要達到明顯的減量，我們希望是把鏈條一步一步來補上。”

　　而被人們看作垃圾焚燒“反對派”代表人物的環境學專家趙章元，也在全國各地奔走調研，為垃圾處理尋找新的出路。

　　在陜西省西安市，記者跟隨趙章元來到了閻良區的一家垃圾無害化綜合處理廠。趙章元告訴記者，垃圾綜合利用在國內外目前都還處于探索階段，最大的難題一是生產過程中易產生惡臭，二是制成的肥料普遍肥效偏低，導致企業生存艱難。半年多來，他已經考察過了十幾家從事垃圾綜合處理的企業，而在西安市閻良區，趙章元看到了一線希望。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它的有機質部分直接進入到高溫，高溫加催化劑，再加一些它的專利制劑，這樣出來的肥料第一是沒有味，臭味是沒有，第二他再想辦法把這個制劑做成高效的肥料，這是它的優勢。”